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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的“理性音乐审美观”对古典时期和声进行的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以启蒙主义的“理性音乐审美观”与古典时期和声进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二者进行分析与研究,深入阐述了启蒙主义的“理性音乐审美观”对古典时期和声进行的影响,希望以此能对说明形成古典时期和声进行特点的原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 键 词:启蒙主义的“理性音乐审美观”、和声进行、影响
18世纪启蒙主义音乐审美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理性精神。启蒙意味着“光明”与“照亮”,但其重要源泉确是理性精神。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这样讲到,启蒙者就是“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而运动的主要途径是宣扬理性、人权、和提倡知识,强调一切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由此可见,理性的思维是启蒙主义文化的基础,而当时音乐作为启蒙文化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作合理的解释,所以和声在这一时期深深地打上了理性的烙印。早在17世纪,笛卡尔曾与他的法国朋友哲学家、音乐理论家马林﹒麦尔桑尝试完成“和声的数学基础合理化”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最终是由启蒙时期的作曲家拉莫来完成的,拉莫在理性上成功的解释了和声的原理。在此之前的一些和声理论只是说明应该怎么做,并不去探讨这样做的理由。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一、理性精神对和声进行“限于体现明确的功能关系”的影响。
在巴洛克时期,尽管和声的功能关系已经确立,但各级和弦之间的非功能连接却还是普遍存在,和弦的连接并不完全体现明确、积极的功能关系。
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始,启蒙思想家对所有知识提出了系统化、理性化的要求,所以,和声的进行必须符合理性的逻辑,IV(II6)—V(7)—I、V(7)—I、IV(II6)—I这三种公式化的和声进行(尤其前面两种)由于最能体现和声的功能逻辑而在运用中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亨德尔的作品中还经常出现的V—IV的和声进行被海顿认为违反功能逻辑而不予使用” 1998年第4期《黄钟》的《海顿钢琴奏鸣曲的和声技法》,唐勇,第89页。
1998年第4期《黄钟》的《海顿钢琴奏鸣曲的和声技法》,唐勇,第89页。
二、理性的审美观对声部进行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巴洛克时期狂热于即兴演奏,所以有些声部大多是即兴填充,这也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但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由于在长期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作曲家已完全控制了自己的音乐,对于和声中四个声部的进行与连接都有严格的理性要求,声部的进行既要保持平衡与对比,又要符合调性逻辑的功能性原则,这些原则的建立在理性上正是客观规律在音乐中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说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模仿。启蒙思想家看待音乐的一种核心观点正是音乐对自然的模仿,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又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倾向,一种认为艺术所模仿的自然就是现实存在的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的物与人都具有的一种内在次序与规律;另一种认为音乐是对人的情感的模仿。不管是哪一种模仿理论,在和声的进行中它们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声部进行的平衡与对比是对运动物体的特点与客观世界中多样统一关系的反映。早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麦尔生就说过:“音乐中的音程能反映人的肉体、心灵、世界的首要因素以及事物的运动。” 转引自汪流等编:《艺术特征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转引自汪流等编:《艺术特征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声部进行的功能性原则也是对客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的一种反映,这一规律是讲事物与社会总是以一定的客体为中心并按有序性进行运动的规律。如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说,不管是宗教的地球中心说、上帝,还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太阳中心说、皇帝,对这个宇宙和人类社会,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个客体作为中心,这一客观规律在音乐的和声形式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这种体现就是:声部的运动是以主和弦的稳定音为中心而展开运动的,所有的不稳定音都有进行到稳定音的倾向性。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理性精神对古典时期和声的影响,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典时期的作曲家会对和声进行中的四部同向、平行五八度进行比任何一个时期的要求都苛刻,因为这两种进行破坏了声部的平衡与对比,也就违背了理性的客观原则。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对和声中的音与音的连接要求非常严格,因为音与音的连接除了要体现声部的平衡与对比原则之外,还要体现具有调性逻辑的功能性原则,也就是要体现以主和弦为中心的有序性运动原则,这种有序性还表现在其他和弦对主和弦的倾向性上。总之,启蒙主义的理性化审美意识,决定了古典主义时期和声声部的运动具有严瑾和富有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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