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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多元化战略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Whittington和Mayer在《欧洲公司战略、结构和社会科学》一书中说到，“战后欧洲各国经济中大企业的提升与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密切相关。到1969年已有2/3的美国企业实施了多元化经营……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超过2/3的大型英国公司和德国公司是多元化的，法国公司的比例也低不了多少。可以把多元化战略称之为这些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企业的本质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美国第三次并购浪潮的出现，一些大公司纷纷通过并购来实施多元化战略，由此掀起了一股多元化经营热潮，并造就了许多跨越地域、行业和市场的国际性企业。在《财富》500强中，实施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从1949年的30%增加到1974年的63%(Rumelt，1982)。到80年代，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公司出现了一种降低多元化程度的趋势，一些采取多元化企业纷纷将不相关的业务剥离出去，专心经营自己的核心业务，Markides(1992)将其称为“归核化”(Re-focusing)。但是，这个变化不应该掩盖如下事实：这些企业的业务范围仍然相当多元化的。尽管Lichtenberg(1992)研究结果显示，6505家样本企业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企业多元化程度下降了，但这些数据表明，在这段时期最大的500家企业多元化程度实际上提升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快，我国企业受西方发达国家多元化热潮的影响和政府的推动，纷纷实施多元化战略，开展多元化经营。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工贸房地产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成为当时我国企业自我宣传的最常见标语之一。到90年代，我国上市公司中就有大约2/3的公司进行了多元化经营，而且从趋势上讲多元化经营的公司数目还在逐步增加（姜付秀，2006）。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内部扩张和多元化并购。由于并购能够快速地渗入一些受政府管制、技术门槛较高或短期利润丰厚的行业，相比内部扩张成本低、成功率高，因此，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其他行业的企业的难度也在减小，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多元化并购方式来实现多元化经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学者对企业多元化做了大量的研究。最先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多集中在战略管理层面，结论大多是主观判断性的。企业多元化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归功于大量学者从金融学角度对企业多元化动机进行重新诠释。但不同学者只从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提出观点或理论，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多元化动机进行完全、深入的分析。学者们的兴趣又转移到多元化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上，试图从多元化的经济后果来寻找企业多元化动机。但Hill和Hansen(1991)指出，如果不考虑到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初始动机，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难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国内学者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规范研究起始于90年代末期，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战略管理学角度定性分析多元化经营的动因和利弊，如张玉明和任晓宇（1999）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机包括规避行业危机、充分利用资源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二是遵循国外定量研究的范式验证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朱江，1999；金晓斌等，2002；姚俊等，2004；苏冬蔚，2005和洪道麟等，2006）。而将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重要环节的并购活动（张新，2003）与多元化相联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2000-2005年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企业多元化并购动因及其绩效表现，以回答我们该对企业多元化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 而对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就是在企业多元化经营动机的基础上来具体研究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他们认为，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有利有弊：其利来源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内部资本市场和分散风险等效应，其弊则在于过度投资、跨行业补贴和代理成本等问题。尽管仍存有争议（Martin和Sayrak，2003），但综合起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多元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以Lang和Stulz（1994）、Berger和Ofek（1995）等为代表的大样本研究均证明了多元化折价的存在。作为企业推行多元化战略的基本手段（Hoskisson和Hitt，1990），并购活动为多元化研究提供了样本外检验的对象，并购类型及其价值效应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多元化并购的态度也基本转向否定。国内对多元化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晚，且研究角度也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利用大样本对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分析检验上（金晓斌等，2002；苏冬蔚，2005；姚俊等，2004；张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