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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口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的影响冯泽民，叶洪光，万斯达（武汉纺织大学 老汉口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的影响 冯泽民，叶洪光，万斯达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19 世纪，随着老汉口的繁荣，市井文化处于最活跃的时期，汉绣在此时也进入了兴盛期。市井文化对汉绣 艺术的品种类别和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汉绣，更有利于深刻理解汉绣艺术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汉绣；市井文化；品种类别；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TS9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11-0196-03 汉绣是以武汉为生产中心的湖北地域性刺绣品种，它的 成长与发展与汉口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时期随着汉 口镇的崛起，汉绣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汉绣艺 术从成熟进入鼎盛，成为雅俗共赏的地方名绣。此时老汉口 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对汉 绣的绣品种类、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汉绣艺术品也成为表现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载体。因此， 我们将汉绣艺术和市井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有助于我 们对汉绣艺术文化内涵的理解。 一、老汉口与市井文化 “老汉口”是武汉人对 20 世纪 20 年代前的汉口镇的旧 称。当时的汉口从明成化年间的小村镇迅速发展，清初已成 为长江中游有影响的贸易集散地，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汉口 已是各地商贾云集的“巨镇”，[1](p74)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大多以经商为生。正如《汉口竹枝词》中所 描绘的那样：“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 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2](p30)生动地记录了老汉口商业都 市的繁华情景。 随着老汉口的商业愈加繁荣，规模愈加扩大，出现的商 业街的专业性也愈强，就应运而生出以手工行业分工命名的 许多街巷，如花布街、绣花街、打铜街、麻线巷等。老汉口商业 的繁荣还表现在行当的多样性，无论是盐、当、米、木、布、药 等六大行当，还是船工、搬运、卖艺等，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浸 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老汉口繁荣的商业 生活与它的市井文化密不可分。 市井即街市、市场，这就决定了市井文化必定具有商业的倾 向。我国的市井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萌生发展 而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其内容丰富庞杂，唯有商人精神一直 贯穿始终。蒋和宝、俞家栋在《市井文化》一书中指出：“市井 文化主要是指由市井之民创造出来的，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 一种通俗性的综合文化。它不仅涉及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涉 及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它是市井生活 之外的某处向市民发生影响和渗透，不如说它实际上就是市 井生活本身。”[3](p19)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九分商贾一分民” 中崛起的汉口镇，必然弥漫着浓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市井文 化氛围。 市井文化也是一种市民文化，老汉口凭借“九省通衢”的 地理优势，吸引了各地的商人，使得本地商业活动发达，人口 急剧增加。到清嘉庆年间，人口已从明万历年间的 5 万人发 展到 13 万人，成为重要的商业市镇。而且人员结构复杂，包 括各省商贾和汉口周边农村破产农民、小商贩，以及手工业 者，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市民文化。在这样的商业环境和市民 文化的氛围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汉绣艺术的品种类别和它 的艺术风格。 二、市井文化对汉绣品种类型的影响 随着老汉口使用绣品的市民人数急剧增加，使得汉绣的 品种更多，类型更丰富，满足了各个阶层和不同行业的市民 需要，除通常的绣衣、门帘、绣鞋、头巾、围裙和荷包等生活用 品外，还有以装饰欣赏为主的绣品，如壁挂、中堂、屏风和堂 彩等，甚至连来往船只上标志吨位和其他事项的旗帜也是汉 作者简介：冯泽民（1951—），男，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叶洪光（1971—），男，博士，武汉纺织大 学服装学院副教授。万斯达（1989—），男，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在读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A760034 ·196· 绣绣品。《汉口竹枝词》中记载的“数尺黄旗桅上挂”，[2 绣绣品。《汉口竹枝词》中记载的“数尺黄旗桅上挂”，[2](p9)在校 注中解释为桅上挂黄旗是救生船的标志，黄旗上通常绣着该 船所属机构的名称，及“救生”或“求安”等字样。市井文化是 一种生活化、自然化的市民文化，与现实的一粥一饭、一丝一 缕紧密相连。因而，从多样而丰富的汉绣绣品上反映了当时 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商业的兴旺、经济的发达也让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市民的日常生活更为丰富多彩，除衣食住行外，人们更加注 重节日风俗、人生礼仪、信仰禁忌，以及娱乐游玩等社会生活 内容。 在老武汉的婚俗中，常讲究“三茶六礼”，其中最具喜庆 色彩也最繁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