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与管理第三讲.pptxVIP

晋商文化与管理;一、晋商的兴起原因;第二，白银的货币化，与长途贩运贸易的兴起。 第三，水陆交通的发展。 ;2.商业利润丰厚 明代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讲：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获利四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 祁县乔家票号大德通每股分红：1892年为3040两，1896年为3100两，1900年为4224两，1904年为6850两，1908年为17000两。而据光绪年间《寿阳县志》记载：雍正四年定例，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加上养廉银，每年不过1045两。 晋中一带流传有“生子有财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二）自然地理原因： 1.自然条件影响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汾州所称饶关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之外，不资地力。” ——光绪《五台新志》 ;2.地理位置 山西自古以来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张家口大境门;山西碛口;（三）政治军事原因： 1、明清时期北部的战争与军事需求； ;2、明代的互市、清代的中俄贸易的开通与发展。 ;明代北部边疆的防御体系通过军事手段对内地与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的贸易关系形成了自然的隔离. 时至清代，清政府基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边方针，对内地商人进入蒙古、东北、西藏等地实行诸多形式的“封禁政策”。 直到雍正五年（1727），清廷才规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西宁等地为入蒙经商贸易的孔道。 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贸易的旅蒙商人，须经驻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的批准，颁发准入蒙地的部票，在指定的蒙旗境内经商贸易。;旅蒙商人在登记领取部票时，必须注明人数、姓名、货物的品种和起程日期。在蒙地，须在当地盟旗札萨克衙门监督下进行贸易。 旅蒙??人不准在蒙地建筑房屋，不准携眷定居，不准娶蒙古妇女为妻。清廷对旅蒙商人携入蒙地的商品种类也有限制，商品中除粮食、布帛、茶叶、烟叶、烟酒、生活用品、佛器、铸铁锅等外，严禁武器和铜铁等金属输入蒙地。 凡违反规定者，分别处以罚金，没收货物，逐出蒙地并严禁再进入蒙古经商，甚至依法治罪。;蒙古族马群;清代对山西商人北部贸易的种种规定，有限制其发展的一面，也有保护和鼓励其发展的一面。 通过政府与官吏之间的密切联系，山西旅蒙商以张家口、杀虎口为出发点，开辟了许多通往蒙古腹地的商业路线。 他们还经过蒙古沿着政府修建的交通驿站将商路通向了恰克图和新疆等地，几乎整个北部、西北部地区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 在归化城流行有“三大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走货，带动各行各业”的说法。;（四）思想观念原因： 雍正时，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雍正帝在其奏疏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 按照传统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为官入仕最为荣耀，但明清山西地方风俗却向往经商。这种风俗的形成与山西人的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关系密切。 ;二、主要经营业务;边关图;杀虎口境内古长城;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便可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运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销售，获取利润。 由于九边多在山西、陕西境内或边界，山陕商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崛起。 他们通过商屯、当地收购、内运等办法获得大量粮食，交纳军仓换取仓钞（军仓证明书），然后再赴指定的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换取盐引，从而赚取巨额利润。 ;“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五纲中山西商人独占四纲。 永乐时边防缺马、布、铁，于是明政府在纳米中盐的同时，又仿以上作法实行了纳马、纳布、纳铁中盐法。山陕商人的经营项目也扩展到了盐、粮、布、马、铁等行业。 到宣德（1426—1435年）以后，私盐侵入引岸，官盐壅滞不行，引课（税）难完，盐法因之大坏，严重的影响国家财政。 ;另一方面，开中商人生意日艰，不少商人空持盐引，长年支取不到食盐，开中法再也难以维持。 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开中法改为折色制，将本色（粮食）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中盐。 原先输粟于边，利归商民，变法后输银于运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