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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因果关系绝对与相当一一侵权法视角下的因果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个个单个现象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从普遍的联系中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他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一个为结果”[1]原因和结果是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普遍形式之一。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就叫做原因；而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就叫做结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因果性往往同时间的顺序性联系着，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辨证的，是对立的统一。正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侵权法强调侵权行为为因，损害结果为果，始构成侵权行为，此可谓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传统侵权法遵循民法个人本位和过错责任原则，在因果关系理论方面，坚持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坚持因果关系的相对性为赔偿的极限。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本位思想的兴起，侵权法因果关系的理论正经历着有必然因果关系向偶然因果关系、相对因果关系向相当因果关系方向的演变。 理论上的这些变化，对侵权行为的立法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演变中，不得不介绍德国富莱堡大学生理学家冯·克里斯（Vor Kries）教授。克里斯教授长期研究概率学，并一直试图把概率论的有关方法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一八八八年，他发表了一篇《论客观可能性的概念》的论文，提出了相当因果关系的学说。该文章首次将概率论的思想，用于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研究领域。。 在克里斯看来，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事物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反映形式之一，它是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要受制于人类的知识水平的。事物之间联系的复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信息占有的不完全性等等，使得人们不可能完全认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对特定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判断也只能是在现有的认知条件和信息状况下，对因果关系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因而，因果关系的认定就不完全是一个逻辑推演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性的判断过程。是一个运用概率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于某一个现象发生的频率进行考察；其次，对其引起的不同现象发生的频率进行比较和分析。克里斯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可以用于因果关系的判断。理由非常简单：如果可能性的判断显示A很有可能导致B的发生，而在存在A的情况下，确实有B的发生，那么人们会比较有理由相信A就是导致B发生的原因。 克里斯的这一理论很快得到大陆法系诸多学者的赞同，他们在克里斯的理论的基础上，对相当性的判断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侵权法上因果关系判断领域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产生以后，逐渐被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所接受，并成为支配性的学说。时至今日，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德国、希腊、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国已处于主导性地位。 上部必然(直接)因果关系与偶然(间接)因果关系 第一节因果关系必然(直接)论 所谓必然因果关系,也称直接因果关系,指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所产生的结果之间才存在必然的关系,行为人才应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必然因果关系说是基于否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为德意志帝国法院刑事部推事弗?布里（1845-1919）所首创，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1855-1919）极力倡导[12]的条件说而创立的因果关系理论。 所谓条件说指凡是对于损害结果之发生起重要作用的条件行为，都是该损害结果的法律上的原因，一切条件对结果事实的发生都是一样的，不必进行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的区分，只要是条件都是平等的、等价的。因此只要是条件，就要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条件说之所以被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取代,原因在于其将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把全部事实上的原因都归结为法律上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因果关系链的无限延伸。客观上造成行为人负担过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强调的“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认识无关。不承认引起损害结果的间接原因,在侵权因果关系中排除非必然发生的损害及因偶然性发生的损害的原因现象。 与此同时，英美法系的美国也遵循必要条件理论，称为“but for test/rule”坚持若没有被告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损害不会发生，该行为即为损害的原因。反之，若没有被告的行为，损害仍会发生，被告的行为就不是损害的原因。按照该标准，凡是构成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的情况，均为侵权法上的原因。 运用中，还被具体分为两种做法：其一是剔除法（删除法），主要适用于作为形式的侵权行为。该法是由奥地利法学家G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