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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高校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 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 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本文被访者介绍 陈平原，男，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 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 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 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 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 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 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 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 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 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一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 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 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 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 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 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 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 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 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硏究需要 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 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 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 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 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 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 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 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的学者，不一 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 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 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 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谁都明白，为 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 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