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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的节目纪录节目和综艺节目 2007-12-10 纪实类节目 早期主要是指社会教育性专题节目；后来则更具体地指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人通常根据“主题”先行与否将纪实程度不同的纪录片命名为“专题片” 和“纪录片” 早期专栏节目中，有《科学常识》和《医学顾问》等知识性、服务性兼备的节目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节目被戴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讲吃讲穿”等罪名统统砍掉 对外宣传的纪录片：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接受了英国自由记者、独立制片人费利克斯·格林的采访。1963年～1965年，阿联（现埃及）国际电视节获奖的参赛节目都是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由电视台送出国去的基本是新闻片 《珠江三角洲》和 《长江行》是北京电视台最早拍摄制作的光学有声片。较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是《大庆铁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政治宣传性专题片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收租院’热” 纪录片《中国》风波 “电影大师”的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到来得到了中国总理的最后批准。在中国方面的合作下，他创作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 据美国评论家指出， “红色中国”街道很清洁，也很安全。人民很愉快，儿童们很开朗，社会秩序良好，食品供应充足。美国《综艺》杂志认为，这部影片令人失望，使人感到乏味 1974年1月25日，自封“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在北京的“批林批孔”大会上说《中国》是“间谍加汉奸”搞的。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之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内部放映，供批判用。 意大利是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故乡。这种电影注重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社会遭遇反映当代社会问题，拍摄方法注重真实感，尽量采用实景和自然光。在60～70年代，正是由于电视的普及，导致人们对大量生活化纪录片的认可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电影观念不同。在文革中，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期待还是唯美主义的，是与“生活”区别对待的“艺术”。中国观众看到的是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繁荣假象。新闻价值取向截然不同，反映社会面貌的手法大相径庭，对揭露疮疤的承受能力强弱悬殊 江青攻击《中国》的矛头是对准周恩来的 杂志化的探索 中央电视台曾进行过社会教育性专题节目的杂志化创新，1983年国庆节，播出过一个纪实与娱乐相结合、“非驴非马”的《九州方圆》，那种不拘一格、自由跳跃的方式令观众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新奇。1987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将《九州方圆》办成一个固定时间和长度、陆续播出的系列节目，将所有位于边边角角、影响不广的专栏节目囊括一体，造成集中的影响。。两个小时的安排本来是希望以对象性带动广普性，但杂志的浩大规模反而吓退了一些不甚坚定的纪实节目爱好者。一年后黯然收场 中外合作拍片 1979年，首次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作拍片 。题材是丝绸之路 合拍工作进行了13个月，最后产生了45万英尺胶片。中国方面制作了15集《丝绸之路》；日本方面制作了13集。两个版本面貌颇不相同，于1980年5月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开播 日本广播协会为《丝绸之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紧紧抓住“异国风情”、“远古遐想”大作文章，极力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因而在日本掀起了“《丝绸之路》热”，收视率高达20%。同时，日本广播协会出画册、印书籍，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收回了成本 中央电视台目的在于得到一笔合拍收入，同时，在设备、业务诸方面得到帮助。于是，它把这部大型纪录片按照惯例拍成了一部反映中国西部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纯粹的宣传片。《丝绸之路》在中国的播放没有形成系列，时间忽早忽晚、节目忽长忽短，而且也没有大肆炒作，因而在中国观众中回音寥寥 从长江到运河 《话说长江》是中央电视台第二次与日本合拍的电视纪录片。合作对象是私营的“佐田企画”社。戴维宇被派来收拾残局。没有人要求片子不同凡响，更没有人要求它一鸣惊人，戴维宇的任务是将素材派上个用场，也算没白花那笔垫付拍片的冤枉钱 《话说长江》首次在大型系列节目中树立了陈铎和虹云两位固定的节目主持人，采用章回小说体的“话说”方式，固定栏目、连续播出。一时形成“长江热” 再次推出《话说运河》，以写实的态度客观反映了运河的忧患。这次轮到某些观念陈旧的地方干部抗议纪录片把他们的领地拍得“破破烂烂”了 此后，大型电视纪录片还有《唐蕃古道》、《黄河》等。合拍的《黄河》没有引起轰动，但在《黄河》基础上再创作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 政论性电视片 《河殇》是那个时代思想界“文化研究”成果的通俗演绎，是精英文化的普及版本。《河殇》尖锐地批评传统文化（以“黄河”、“黄土地”为代表，或者称黄色文明）；热烈地鼓吹西方文化（以海洋为代表，或者称蓝色文明）。《河殇》表达了学者对中国前途“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通过借古讽今，以迂回的方式对时局进行批判。为了借题发挥，本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