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docVIP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所谓“发愤著书”，是指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著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在高风亮节与理想之间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觉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一个人要名垂青史，如果以死可以立功名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的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际，死节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社会影响，那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于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发愤著书，这份郁郁不得志的愤慨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提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 周易》； 仲尼厄而作《 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 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二，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著《史记》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有莫大的关系。司马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他官至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但是事与愿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大典在泰山之巅举行，他却因病留滞周南（即今洛阳市），未能参与，这时司马迁正好到了洛阳，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千叮咛万嘱咐：“余先周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显然，他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司马迁身上，谆谆教导司马迁要发扬祖德，克尽孝道，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重任。他还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司马谈这样反反复复，一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再曰：“余死，汝必为太史。”又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司马谈是多么想要完成这一部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杰作。作为人子的司马迁此时不为情所动，也得为孝而行吧，于是他泪流满面，诚恳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也就因为这样，在他受刑之后依然选择活下来，是因为司马迁深知，他自己要弥补两代人的遗憾，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誓言，完成父亲的重托，实现父亲的遗愿。当然，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司马迁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其三，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著《史记》和他自身的坚持是离不开的。首先，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这说明他从小就天资聪明，再加上来自家庭、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司马迁练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次，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