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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大潮汹涌，顺之则昌——麦肯锡中国企业经济学家理事会城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综述 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最大亮点。46.6%的城市化水平已提出一系列严峻挑战，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上了桌面。 2010年7月 本文包括： 图表 1： 农村和城市人口平分秋色 图表 2： 沪京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1/3 致函编辑 (7) 中国城市化经历了种种艰辛，在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大潮推动下，快要奔到了城乡平分秋色的关口。未来的路怎么走？发展如何持续？为此，麦肯锡公司最近邀请麦肯锡中国企业经济学家理事会的部分专家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圆桌研讨会。与会者 1就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现实挑战、现行发展模式的弊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持、对城市化发展的多维衡量、工业化政策与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决策及激励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主持了这次圆桌研讨会。 城市化水平已达46.6%，城乡趋于各占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 2发展应该说是最吸引世人注意的经济社会的最大“亮点”之一。中国城市化率近年来每年上升1.2%左右，现已达到46.6%的水平。这种城市化内含着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又配合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市场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率在20%以下。如果按1.2%的现行速度继续发展，再过几年，至少从直观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化率会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50%的水平。尽管人们对这个指标的涵盖范围或许有争议，但她毕竟反映了一种趋势。 46%背后的2亿多“准城市人口” 现在使用的城市化率计算包括了所有的城市常住人口，但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衡量，统计的城市常住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并没有真正的所谓“市民化”。 2009年，中国总人口为13.35亿，其中城镇常住人口6.22亿，占总人口46.6%，而城镇户籍（非农业户籍）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33%。城镇常住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之差，就是那些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他们的数量相当于总人口的13.6%，约为1.82亿人，占当年城市户籍人口总量的近30%。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准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更高。 而现行制度下，这些“准城市人口”不能取得流入地城市户籍，不能把家安在城市（很多人把配偶和（或）子女留在流出地），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更不用说城市的社会救助了。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子女的入学等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准城市人口”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群体，就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他们一般被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往往并未真正“城市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仍然被安置居住在农村社区，难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正规就业，大多数人未能加入城镇职工的各类社会保障，这个特殊的“准城市人口”群体估计数量达4000万人左右。 如果将上述两部分相加，中国城镇中“准城市人口”的数量达2亿多。 “浅度城市化”模式问题多多，难以为继 城市常住人口的1/3被长期排斥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之外。有与会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浅度城市化”（城市化的深度不足和质量不高）的严重问题。 “浅度城市化”还带来其他的后果。由于“准城市人口”在就业、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受到系统性歧视，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可支配的购买力低下，同时由于他们的家属常常还留在流出地，他们往往在城市地区只作最低限度的必要消费，这自然不利于扩大内需；此外，由于城市地方政府不向或少向“准城市人口”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准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公共服务消费的不足，长期以来，农民工自身和农民工的子女还不能享受与城里对应人群的同等教育和培训，这势必影响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质量不高的城市化发展问题则更普遍的反映在城市的市政规划上。如低密度开发和低密度人口 = 城市基础设施低规模经济效益和低回报 = 基础设施低水平配套 = 低就业机会 = 低密度人口循环的问题；如城市路面上，中国老百姓经常批评、但始终解决不了的“马路安拉链”的问题；城市路面之下，内在的非表观的质量问题被表面上的东西所掩盖，一场大雨之后，地下排水系统的能力不足造成地面积水的现象在大中小城市里并不鲜见；公交地铁系统是“摊大饼”还是建蛛网状轨道交通的问题；建筑风格的品位和与环境协调的问题；产业、文化、生活氛围的活力与魅力的融合问题；以及城市绿化、休闲、商业网点、教育、医疗等等的规划布局问题…… 健康的城市化发展应以可持续性为标准 有与会者指出，应该从可持续性上用更多的纬度来观察和衡量城市化发展的健康状况。比如，区域和全国中心（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物流的、高科技的、文化的）效应能否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