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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角色定位的颠覆与重构 　　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具有一定的历史跨度。在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赋予传播者的角 色定位各不相同。“职业的传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酋长 和巫师……跑江湖的艺人、戏班子、私塾的教师，也都是职 业的传者，只不过肩负的责任有不同。有专事娱乐的，有传 授文化的。”专职传播者在提供信息、传播文化、规范社会 行为方面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被 称为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等级，有“无冕之王”的美誉。 但是，到了?21?世纪，大众传播者迎来一个职业命运的尴尬 期，人们对于传播者社会角色的定位被彻底颠覆。 　　进入?21?世纪，现代传播技术飞速变革和广泛运用，人 类知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信息爆炸、媒体融合的社会背景 下，职业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事关传播 效果实现、传受关系平衡乃至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性话题。 　　传播者角色被颠覆：“无冕之王”沦为“新闻民工” 　　传播者角色因应民主而显赫。从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 民主性的传播手段。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大众传播能够成为 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以对新闻自 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媒体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民 ，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舆论的形成依赖于 ， 新闻媒体向公众提供的内容，而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舆 论的基础上的，并以公众得到公正和充分的信息为前提。 　　但是，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 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成功的传播者往往 被人称为“消息灵通人士”，与此相对应，新闻媒体和记者 是否有权对一些消息来源予以保密呢？新闻界人士认为，如 果不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他们就无法得到公众应该知 道的一些消息。但法律界人士则认为，法院需要充分了解情 况，以便能够公正审判，保护公民免受不法行为之害。由此 可见，大众媒体及传播者不仅对于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至关重 要，在西方社会，更被视为三权分立之外并足以与之抗衡的 第四力量或第四等级，传播者的基本权利得到了超越普通公 民的维护，其地位长期以来难以撼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 条款就是关于“保护公民信仰、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 也可视作佐证。 　　传播者社会地位遭遇新挑战。现阶段，我国社会进入转 型期，各行各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在电信、广 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出现了固定化产业边界的模糊与消失 的融合现象。数字融合的实质不只是改变了获得信息的时间 和空间及其成本，更主要的是其技术进步发生在各产业边界 处，为产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从而成为一个重要 的分水岭。 　　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第四媒体迅速崛起。网 络媒体的传播主体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 信息时代来临，在对新闻的残酷争夺中，传播媒体和传播者 都不得不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而媒体的压力归根结底还 是会转嫁到传播者的身上。 　　于是，在媒体行业内自认为处于弱势的从业者自称或被 戏称为“新闻民工”，他们奔走在采编前线，却没有获得合 理待遇。“我来打工，只要口粮，没有理想”，这种“打工意 识”致使传播者找不到当初的角色定位，对所供职的媒体、 对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普遍缺乏忠诚和职业荣誉感，导致媒体 人才流动频繁。雇员流动越频繁，媒体所需支付的成本就越 高。同时，媒体公信力降低。 　　传播者角色重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记者 　　毋庸置疑，大众媒体的传播者正面临一种前所未遇的窘 境。那么，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记者呢？ 　　●记者应有崇高的职业荣誉感 　　在一种正常的价值体系里，新闻工作是一项美好高尚的 事业，新闻工作者有别于其他人的品质就是，他们笃信新闻 事业的价值，站立在时代前沿、风口浪尖，具有非凡的洞察 力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的媒体和记者面对来自市场的诱惑、 来自权贵的威压时，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2003?年《南方 周末》爆出辞职风波，该报记者翟明磊以公开信的方式辞职。 在长达数千言的辞职理由中，充满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记 者职业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翟明磊表达了自己的新闻理想以及与报社管理者的观点分 歧。翟明磊用自己决然的行动宣示：新闻是使命而非职业。 因为新闻事业是公众表达权利的途径，这是法律赋予所有人 的表达权利。报业不适合那些仅仅想以此谋生的人，因为报 业的内涵远远超过任何一桩生意、一种贸易或者一个职业。 　　施拉姆等人曾经给传播媒介和传播者画了这样一幅像： 报刊必须把事实当做事实，把意见当做意见，两者不相混同； 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描绘出“社会 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 美德；要使新闻和意见广为传播。其实，社会所期待的传播 者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远不止于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