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洋务派政治思想.ppt

郑观应“商战固本”论 “商战”比“兵战”更有利于御侮，列强入侵中土，其目的是掠我资源和利用我之廉价劳工，耗我国力于无形，而应对之法，莫妙于“以毒攻毒”，兴商务，习“商战”。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是西方列强对外政策的大略，“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为使工商业的发展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他对农业甚是看重，并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和“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经济方略。 “中体西用”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它发轫于60年代之初， 是经早期维新派阐发后而成为洋务派的从政纲领的。在理论贡献上最大的当属张之洞。 1861年，冯桂芬率先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李鸿章说：“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 。（留学生《应办事宜折》） 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又说：“行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行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也。”还说：“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 至此，尚未明确提出“中体西用”，只是倡导学习西方，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学西学的地位尚未明确。 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盛世危言·西学》 ） 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邵氏危言·纲纪》） 1896年4月，沈寿康：“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匡时册》） 1898年5月，张之洞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设学》） 1898年6月，光绪帝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难，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诏定国是”） 至此，“中体西用”就不仅是洋务论者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维新派改良变法的政治原则了。 “中体西用”说日益明朗化： 船坚炮利—制器练兵—科学技术—政治制度 魏源 洋务派 早期维新派 维新派 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经历的过程：由浅入深 四、洋务思潮的论战与分歧 （一）洋务论者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 （二）洋务论者的思想分歧 顽固派的组成： 一些权位显赫，对朝政有重大影响的重臣。（倭仁、李鸿藻、徐桐等） 在朝任职的一些左右朝议、纠弹疆吏的上中级京官。（刘锡鸿、文悌等） 地方上有势望的士绅。（叶德辉、王先谦等） 一些迂腐的封建书生。（曾廉、朱一新等） 倭仁（1804-1871），道光进士，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帝之师。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政治态度保守顽固，为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 李鸿藻（1820-1897），咸丰二年贡士，曾任内阁大学士和兵、礼、工、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同治帝之师。 徐桐（1820-1900），道光进士，先后任太帝士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同治帝之师。 顽固派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圣道”。 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批评： 叶德辉：“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 顽固派形象： 郭嵩焘：“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人引力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两次论争： 第一次论争：关于在京师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论争。 第二次论争：关于修筑铁路的论争。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在京师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 反对意见：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故结论是“何必师夷人！”（倭仁） “舍中法而从西人”。 国人“师法西人为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