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docxVIP

第30卷 第3期 2011年 3月 技 术 经 济 T echnolo gy Econom ics V o l 30,N o 3M a r.,2011 制度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0 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谢 菲,尹宗成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肥230036) 摘 要:利用2000 200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 almquis 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构建制度替代指标,在控制了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科技投入三个变量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的结果仍显示制度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显著。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 061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11)03-0091-05 收稿日期:2010-1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08JA 790002) 作者简介:谢菲(1987 ),女,安徽人,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尹宗成 (1970 ),男,安徽人,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增长。 1 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领域。一直以来,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把制度纳入分析框架内。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以North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发生的,都不可能脱离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制度因素贯穿经济增长的全过程。N orth 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新制度学派的推动下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外,众多学者还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二者的关系。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一是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影响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2]。如Olson 对前联邦德国、前民主德国、朝鲜和韩国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表现。分裂前,前联邦德国和前民主德国、朝鲜和韩国分别有相似的经济资源禀赋、文化、宗教信仰和地理条件,但分裂后的制度安排却有很大差别 前民主德国和朝鲜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前联邦德国和韩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在1950 1990年,前联邦德国和前民主德国、朝鲜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很大差距。1980年韩国人均收入为朝鲜的2倍,1990年前联邦德国人 均产出约为前民主德国的2 5倍。在剔除相同的初始条件和因素后,经济制度的安排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突显出来[3]。二是以一个国家为样本对象,对该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金玉国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宏观制度变迁,认为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并基于此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 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然后采用灰色系统分析中的动态关联分析法得出结论,认为市场化程度对1978 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位居第一,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力仅次于市场化改革,名列第二,影响力位居第三的因素是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力最小的是利益格局的变动[4]。王文博等测度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投入要素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度四个指标合成为制度因素,计算出1981 1999年中国制度因素得分;在此基础上,对表征产业结构变动、劳动力、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制度因素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制度因素得分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 225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8 4%[5]。 也有学者不赞成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里。 91 如王艾青认为:在现有文献中,对制度及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即制度变迁到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结果不是很明确;由于直接衡量制度的参数 激励水平和交易费用无法被准确计算,因此目前研究所使用的制度替代变量的测量方法并不能准确地衡量制度,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只是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反映[6]。从这两个层面来讲,将制度引入生产函数并不可取。 上述仅介绍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部分成果。虽然这些研究的观点和结论各有不同,但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现状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