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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2 / NUMPAGES4 一 张中丞传后叙的艺术风格： 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神气流注，章法浑成。 文章先议后叙，看来是两大部分，但毫无脱节之感，这首先是因为不管是叙述，还是议论都服务于赞美英雄，斥责小人的鲜明主题。 　从整体上讲文章的前半部分侧重议论，但议论中带有叙事。例如：“远虽材若不及巡者，……与巡死先后异耳”。这节文字主要对许远的高贵品质进行议论。但也附带叙述了许远开门纳巡，授之柄而处其下的事迹。把议论与叙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再如“诚畏死，何苦守尺雨寸之地……以与赋抗而不降乎?”这一节文字主要针对“畏死”的论调进行驳斥，但又包含了对许远杀所爱的人充饥的事迹的叙述。 2、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和衬托 　　文中，张、许、南三个正面人物，相互映衬，各显个性，许远官职本在张巡之上，因巡贤能，授权于巡，自然其下，并最后一起守城而死。这里既突出了许远的谦和让贤，又映衬出张巡的杰出才能，睢阳城陷落后，敌人劝降南霁云。张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将欲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这里一呼一答，既写出了张巡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又写出南霁云想保存实力，何机复仇的心理。而且从他的答语中，可见张巡在部下眼中的崇高威望，两个相互映衬，更见英雄气概。 　　文中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一段，是以反面人物贺兰进明的卑鄙无耻，衬托南霁云的忠肝义胆和刚烈性格，刻画人物极其传神。 二/长恨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创作风格 长恨歌艺术特色p149; 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主要从他的诗歌主张来看,他注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注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 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 《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 《上阳白发人》、 《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 《卖炭翁》、 《红绒毯》等。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 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 《策林》中， 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 《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