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生业方式关系研究.docxVIP

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生业方式关系研究 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生业方式关系研究 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受这一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影响，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虽然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农业经济，但农业经济始终未能取代采集渔猎经济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这与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生业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生态环境对史前时期生业方式的选择和文化面貌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辽河上游位于北纬41deg;-45deg;，东经117deg;-124deg;，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以及辽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属大兴安岭南缘，多山多水：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和医巫闾山自西向东相间分布，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自北向南网布其中。  　　 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在我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是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考古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已建立起西辽河上游地区序列完整且谱系清晰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5000年前后这一地区存在的主要考古学文化有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与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5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与生业方式的关系问题。  　　一  　　 5000年前后，约相当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时期。在我国，有关全新世环境的研究历来很受学术界的关注，对全国主要地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幅度、周期的长短以及冷暖交替的规律等都有了一定的探索。关于西辽河上游地区区域性环境的复原与研究方面，通过环境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这一区域的环境演变研究已初见成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全面总结和分析了西辽河上游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规律，为我们探讨这一地区植物遗存与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业方式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背景信息。  　　 植物对环境比较敏感，纬度、海拔、地形、气候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植物的生长与分布。目前主要是通过对自然地层和文化层中的孢粉化石以及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的分析，并辅以古土壤的研究，来了解古代西辽河上游地区气候与环境变化。  　　 在西辽河上游地区已经做的孢粉分析的地点有10余个，这些地点主要集中在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以及大凌河流域。  　　 从下表和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距今5000年前后，全新世大暖期结束西辽河上游地区应该是森林草原景观向草甸草原景观过渡，气候环境的变化必然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同时，随着气候的变化，能够对人类生业方式产生影响的还有科尔沁沙地的扩张和收缩。西辽河上游地区有广泛的沙地分布，属于科尔沁沙地的南缘。全新世以来，气候十分温暖湿润，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但是受全球气候波动的影响，在全新世期间，科尔沁沙地有过多次的扩大和缩小。夏正楷先生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为科尔沁沙地在全新世大暖期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进退[1]，对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起到了重要影响。  　　 5000年前后，科尔沁沙地伴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开始由收缩向复活和扩大发展，这势必造成可耕地减少。因此，从一定本文由收集整理意义上讲，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科尔沁沙地变迁与人类生业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  　　二  　　 红山文化时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阶段，伴随气候环境的好转，地势略低的河谷台塬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加强，土地承载力和供养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人类定居点已不再频繁更迭，生活更为稳定。对于红山文化生业方式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大型起土工具石耜、用作谷物收割的桂叶形或长方形穿孔石刀、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比较常见，从耕种、收割到加工等不同环节都有相应的工具[10]，当时应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11];另一种观点肯定红山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但同时，认为采集、狩猎、渔猎仍占有一定比例[12]。  　　 近年来，在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和哈民忙哈遗址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取样与浮选。魏家窝铺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中包括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作物。魏家窝铺遗址距今年代约6500-5500年，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说明红山文化早中期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而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说明当时的农业不发达[12]。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非常少，总计不到100粒，属于农作物的是粟和黍，其中硬果类和鲜果类的植物遗存在种子总量中比较突出，如蔷薇科的杜梨、欧李和山杏，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