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风俗 日知录原文加翻译.docVIP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宋史》上说，当官的忠诚和豪义的气概，到了五代的时候，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宋朝刚建立时,范质、王溥仍有遗憾。赵匡胤最褒奖韩通，挨下来就是卫融了，用来表达他的意愿。宋真宗、宋仁宗的时候，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众位贤能的人才，在朝廷倡导正直的言论，从此之后，朝廷内外的缙绅，知道用高尚的名节、正直而知耻崇尚对方，完全消除了五代的丑陋的风气。因此靖康之变时，有志之士奋发而起义为皇帝献身，面临危难也不屈服，所在的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忠义有气节的人士互相指望扶持。啊！我看西汉哀帝和平帝可以被王莽所灭并定都东京，五代可以灭亡变为宋朝，就知道了世上没有不可以改变的风俗了。《周易》《剥》卦上多次说炼丹时，上面的火星灭了，那么又会在下面重燃。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 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抑制浮华禁止攀比。宋代自仁宗即位，四十多年中，虽然所任用的官员有的不恰当，但风俗醇朴，祟尚正直。评论社会的学者称道君子之风正在逐步增长。到神宗在位，王安石主持朝政，奖赏阿谀奉承的小人，排斥与己政见不同的人。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奸邪小人同时得到重用，而士大夫有“十钻”说法。（钻，选取必定能够进入的含义。班固《答宾赋》：“商鞅用三方面主张游说秦孝公”。《邓绾传》：以称颂王安石得以做官，对自己的同乡说：“笑骂由你，好官必须我来做！”）谋求进身为官的人，乘机钻营．到绍圣、熙宁年间，党争激烈，国事日非，风俗败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后代人只谈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项变法对于百姓的危害，却不知道这次变法动摇人心，使士大夫的习气变差成为了朝廷的危害。变法对于百姓的危害，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更修正。但是它对于朝廷的危害，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犹如滔滔的江水流走了，（士人好的风气）一去不能复返了。李愿中说：“自从王安石执政变法以来，使人心沉沦陷溺，（士人）到现在还没有觉察的危害；（这样一来）人们趋向利益而不顾道义，就势必是的皇帝被孤立起来了。”这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聪明人说的话了。《诗经》说：“不要叫猴子去爬树，（如果让猱爬树）则犹如在泥墙之上再涂上泥土一样”。那使得庆历醇厚的士风，一下子急转直下变为崇宁年间的士风，这难道不是王安石叫猴子爬树的功效吗？ 《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後，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机谋，而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王荆公安石执政，挑起变更革新天下的大任，但是有很高威望的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