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PDFVIP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江 艇 孙鲲鹏 聂辉华 摘要 ：本文从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了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 率。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平均水平也越 高，但城市级别对 TFP 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高级别城市 民营企业的 TFP 反而更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 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 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 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三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 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的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解，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 揭示了行政手段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意义。 关键词 ：城市 行政级别 生产率 资源错配 一、导论 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Edward Glaeser ）在其畅销书《城市的胜利》中认为，城市是我 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格莱泽，2012 ）。城市的价值在于它能供更高的生产效率。城市 高效率的来源主要可以被归结为两方面，其一是由于位置的独特或资源的丰沛形成的成本优 势，其二则是为城市经济学文献所强调的集聚效应（Duranton and Puga, 2004 ；Combes et al, 2012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2009 ；朱昊和赖小琼，2013 ；李晓萍等，2015 ）， 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规模经济（傅十和和洪俊杰，2008 ）、交通基 础设施的便利（Faber, 2014 ；周浩和郑筱婷，2012 ）、创新思想的碰撞（格莱泽，2012 ）等 等。这些诚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观察，但总体而言，我们对集聚的理解至今没有超越马歇尔。 早在 192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就指出，集聚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生 产要素在城市中的集聚有助于降低三类运输成本：运物的成本、运人的成本和运思想的成本。 本文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在于指出第四类不容忽视的运输成本—— “运权力”的成本—— 及其在理解中国城市发展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虽然集聚效应是城市的主要优势，但是中国和西方城市的资源集聚方式和过程却有明显 的差异。一般来说，西方城市的资源集聚过程是市场自发的，独立于原有的封建农庄的，因 而城市化的过程主要是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过程（厉以宁，2003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明显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所有重要的资 源或生产要素，例如资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投资、先进技术以及优惠政策，都是从中央 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 将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刺激来源（李侃如，2014 ）。以财 政拨款这一地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为例。在传统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体 制下，上级拨款由中央层层下拨，每级政府通常都会优先考虑本级政府的财力需求，结果导 致下级政府的财源往往被上级政府 “剥夺”，但是事权却层层向下累积，从而形成了财权和 * 江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鲲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艇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教 师启动金项目（2016030032）的资助，聂辉华感谢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项目的资助。孙鲲鹏、聂辉华为本 文共同通讯作者。 1 事权不对等的严重状况。因此，从 90 年代开始，中央在一些省市试行 “扩权强县”、 “省 直管县”的改革，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上级截留下级的财政拨款（傅光明，2006 ）。可见，研 究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生产效率，绝不能忽视中国行政等级体系下的城市级别。 除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从理论解释力的角度讲，城市行政级别可能是比 基础设施投入、人才吸引、交通设施、创业环境、教育环境等导致城市集聚效应的更为根本 的因素。例如，作为一个副省级的省会城市，相对于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前者可以从上级得 到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凭借大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