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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来自于祖先的遗传吗？ 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获得性状遗传”的命运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19世纪初，这一概念起初由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倡导，之后作为一种遗传理论和进化解释广为流传，甚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依然盛行。然而，随着更多实验测试的进行、孟德尔遗传学的兴起、以及大量证实有关“DNA染色体是复杂生物遗传信息载体“的发现，“获得性状遗传”的概念几乎被人们埋没。直到20世纪中叶，伴随着表观遗传学（即围绕遗传学或遗传学之上，在基因组之外的机制）的崛起，“获得性状遗传”这一概念又逐渐被人们重视，用于解释一些生物遗传特征。 研究人员发现，一些习得行为和生理反应可能是被表观遗传的。然而，没有任何新研究能够完全解释在体细胞组织中，习得或获得的信息是如何交流并纳入生殖系（germline）的。不过，研究者们正围绕小分子RNA和激素通讯形式的机制展开积极的探索。 -Lucy Reading-Ikkanda/Quanta Magazine- 剑桥大学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者尼古拉斯·伯顿（Nicholas Burto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到：“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表观遗传效应是否发生，而是这种变化发生的机制是什么。针对这一话题，肯定会有激烈的争论，而且我觉得这一争论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产生的研究结果很令人期待。” 从进化角度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表观遗传同样是热门研究领域，因为它的矛盾性值得思考：如果后天习得的适应性行为可以传递给下一代，那么基因组内的一些序列标准变化看起来没有必要。此外，如果表观遗传的性状是适应性的，为何不把这种变化机制写入基因组，从而让适应性特征能更加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呢？ 打破代际隔阂 为啥基因相同的玉米，会有不同颜色的颗粒？ 德国进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于1892年发表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敲响了拉马克遗传理论的丧钟。魏斯曼假定，通过向环境暴露所获得的性状，无法从复杂有机体的体细胞，传递到负责产生卵细胞和精子的生殖系组织，也无从传递给下一代。这一被称为“魏斯曼屏障”的假说很快成为遗传学的支柱理论。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植物学家罗尤·亚历山大·布林克（Royal Alexander Brink）发现：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具有相同基因组的玉米植株表现出不同颜色的谷粒，而且这些颜色是可以遗传的，这成为表观遗传学的早期证据之一。从那以后，更多有关表观遗传机制可能性的研究在进行，尽管它们还没有明确基因基础。通常，这些机制涉及蛋白质的化学修饰和组成染色体的“染色质”中的DNA修饰，或者涉及进入生殖细胞的小分子RNA，它们在生殖细胞里与DNA相互作用并影响基因调控。 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制造精子和卵细胞的生殖细胞被绿色荧光蛋白标记，而神经元则被红色荧光蛋白标记。这些线虫学会的适应性反应会引起神经系统的变化。但目前不清楚的是，为何有时生殖细胞里也会诱发相应的变化，使得线虫的后代表现出同样的行为。 -丹娜·兰德夏福特（Dana Landschaft），2019年，特拉维夫大学- 同样不清楚的是，经过神经系统变化编码的习得行为是否能在生物学意义上通过父母传递给后代。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持谨慎的怀疑态度，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对20世纪60年代那几起著名的扁形虫（涡虫）失信研究的警惕。研究者詹姆斯·麦康奈尔（James McConnell）训练涡虫走迷宫后，把这些训练后的涡虫碾碎，喂给一组新的涡虫，结果似乎显示新的涡虫组能更快地学会走迷宫。然而，这些实验结果却难以复现，后来实验结果更被认为是由糟糕的实验设计造成的假象。但是，最初的疑问仍旧困扰着科学家们。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遗传和进化的神经生物学家奥迪德·雷察维（Oded Rechavi）谈到：“神经系统具备产生可遗传反应的可能性特别迷人，因为神经系统在组织环境信息能力方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而且这个系统具有独特的规划能力。” 雷察维是过去几个月一系列研究背后的科学家之一。这些研究指出那些非编码小分子RNA（不能合成多肽，但具有其他功能的RNA分子）是秀丽隐杆线虫这种简单动物模型中调节表观遗传效应的关键因子。但仍有不同的或尚未知晓的机制，掌控着线虫和更复杂生物体的其他可遗传学习现象。的确，也有一些科学家并不认为非编码小分子RNA在这种现象中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研究人员对表观遗传学能够将特定的适应性特征传递给下一代的观点都持谨慎态度。 来自神经元的可遗传小分子RNA 它会是表观遗传的原因吗？ 大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雷察维指出，感染病毒的秀丽隐杆线虫可通过产生小分子RNA来保护自己，用于以后针对以及中和病毒。尽管这些线虫的下一代从未接触过同样的病毒，它们也产生了这些具备保护性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