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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资本 约翰•赫利威尔 罗伯特•帕特南 著；张 巍 王培刚 译 导 言 虽然在黄金时代之初，意大利南北部发展水平相当，但是这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北部 一直比南部富裕。最近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差别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如北部 等级差别不明显，而南部实行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社区范围，市民参与和政府效率的 不同（Putnam 1993 ）。其他研究显示从1950 年到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看，正如欧洲其他国家的地方区域中一样，意大利的居民收入也呈现区域集中现象（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1）。但是近来研究又表明从 1983 年开始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地域性差别。在 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逐一分析这三个方面并将它们联系起来。① 我们的假设是意大利一些地区凭借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来建立和维持更高水平的支出。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 年里越来越多的开放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已经使贫穷地区赶上生产 力发达的区域，并促进地方主要收益增长率和增长水平变得一致。20 世纪80 年代期间出现 的分歧使人惊奇，因为它是在大量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和中央政府为减少南北地区差异而采取 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假设这种分歧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一种可能性，这种可 能性就是在这十年之初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增强，这种增强的权力在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 地区能够更有效的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检验框架当中，这种分歧应该渐渐的缩小，最终逆转， 因为南北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更加扩大了将来人才分配不均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对意大利社区采取的各种地方性措施做一个简单的描述。接着，我们设想 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的差异影响着经济集中的性质和程度。同时，展示我们的评价 方式：市民社区和经济集中似乎共同决定着意大利的区域增长类型。最后，我们来考察地方 政府改革对经济影响的证据。 意大利一直受罗马帝国统治，直到20 世纪 70 年代实行选举地方政府，随后又给予他 们重大的权利。在 1975 年中期，国会中的地方势力成功地使一项法令得以通过，这项法令 将具有新的重要功能的地方分权授权给地方政府。到 1977 年中期，达成协议“…从全国官 僚机构中转移20 ，000 名官员到地方政府，包括好几个部门的重新分配，如农业部，也包括 数百个半公共性的社会机构”（Putnam,1993,P.22 1）。地方政府花时间开发新的权力并努力适 应新的职责。地方政府支出的资金从 1970 年的几乎为0 增长到20 世纪80 年代末的接近国 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绝大部分增长发生在20 世纪80 年代 （Putnam 1993,p.25 1）。如果 一定要找个分水岭的话，应该是1981-1982 年，即地方选举落下帷幕的第一个圆满的轮回之 后。到那时，调查显示地方议员变得更加务实，少了些理想主义，更注重地区间的交往。② ①就像Campiglio(1993)和SVIMEZ(1991,pp. 39-40)，我们发现近来所出现的分歧在1983-4 年就已存在。尤 其是那些关于南北两地区之间差异的记录，对这一转折点的提出却是更早一些（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Baussola and Fiorito 1994, pp. 498-99, 这些资料引自那里）。《东部经济杂志》，1995。这篇文章于1995 年 夏首次发表在《东部经济杂志》上，第3 期，21 卷。 ②在1976 年至1981-82 年间，那些认为报酬应该比政治权力（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事务上）更重要的地方 议员的百分比从43%增加到64% 。1976 年的调查显示，地方议员与各地区行政事务方面的接触的次数是当 地议员的两倍。在1981 到82 年期间，地方议员是当地议员的5 倍（Putnam 1993,p. 43 ）。 1 我们在这篇文章后面将试图评价这些体制变革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 无论是从地区政府接听一个电话的时间，还是从市民对地方政府满意度的民意测验来 判断，意大利地区之间的持续性差别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状况上。尽管可获得的证据的种 类不断变化，但是绝大部分证据都证明这些差别已经存在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