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民商法学：学说创见与立法贡献.pdfVIP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专门从事民法教学和研究的机构，人民大学 法律系民法教研室自1950年成立以来（现称民商法教研室），长期立足于中国 的法制发展实践，致力于中国民商事法学理论的构建与完善，全程、深度参与 并见证了新中国民商事法律法典化活动[2]，并成为该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60年发展史向我们展示，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科始终与新中国民法学理论和新中 国民商事立法同呼吸、共命运，其不但是新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创建的主导力量， 而且是新中国民商事立法体系化和法典化的重要学界推动力量。 值人民大学法学院喜迎60华诞之际，我们简要回顾人民大学民法学科发 展轨迹，[3]从一个侧面展示新中国民商法发展进程，以期与法学界广大同仁一 道，助推中国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一、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思想起源：商品关系说 早在1954年冬天，中国人就开始勾勒中国民法典的蓝图。但作为一种根 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土壤的文化，法律必然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烈影 响，我国当时并不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民商法及民商法学。直到改革开放后佟 柔教授提出“商品关系说”，新中国现代民法学才得以诞生。 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给中国民法学 带来了孕育和成长机遇。但当时经济体制处于逐步转轨和变革中，调整相应经 济活动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也处于摸索和论争中。对于如何建设与社会政治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框架，民法学者倡导制定民法典，作为调整经济 关系的基本法；经济法学者则以当时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关于加强经济立法 的提法，以苏联经济法学理论为基础，倡导把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 法。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七年的“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大论战。[4]其核心问题 就是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分问题。该论战不仅涉及到民法的调整对象和 制度构建问题，更涉及到中国民法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的民法学者[5]深入参与了此次关键的学术大讨论，并提出 了对本次论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术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佟柔教授， 其当时提出的“商品关系说”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新中国民 法学理论的奠基石。 1979年8月7日—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的“民法与经济 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是民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就调整对象问题的第一次正面理 论交锋。会上，佟柔教授作了题为《我国民法的对象及民法与经济法规的关系》 的主题发言，并提出了著名的“商品关系说”。他提出，尽管民法“内容包罗 甚广，但在本质上是调整当时社会中商品关系的”。[6]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商 品关系……就要有一个民事立法，而这个民事立法必以调整商品关系为主 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关系存在于哪些范围，存在多长时间， 在它存在的范围、地点、时间内，我们的民法就在这个范围、地点、时间之内 起作用。基于“商品关系说”，佟柔提出了由“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 债和合同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新中国民法体系。 1981年，佟柔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学系统教科书《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原理》（上下册）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商品经济说”为 基础，对中国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原理作了系统阐述。该书一经出版即成 为中国各大高等法律院校民法学教学的主要用书，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 新中国现代民法学的理论基础。[7]佟柔教授在市场经济道路尚未确立的年代提 出的该理论，后成为奠定新中国现代民法学基础体系的重要论断，并成为《民 法通则》第2条的立法基础。[8] 二、新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全程推动和理论贡献 自1954年第一次民法法典化运动以来，虽然我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法典 化工作，但受经济体制变动的影响和法典化研究水平的限制，四次法典化运动 都无果而终。直到 2002 年全国人大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法典化道路， 新中国民法法典化之路才获得了较为清楚的发展方向。在理论界，人民大学民 商法学人始终是这一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全程参与者和大力推动者。其构建的 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理论体系，为立法机关的法典化活动提供了最直接、最全面、 最权威的立法资讯和参考资料。可以说，中国民法法典化进程深深地打上了人 民大学几代民法学人的烙印。 （一）全程深度参与四次新中国民法法典化运动 1954年，新中国民法法典化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郑立教授等应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之邀请参与起草研讨活动，掀开了人民大学法学院民法学人 60年来深度参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