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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障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 度改革 (1) 关键词 : 人权保障 / 中国刑事讯问制度 /侦查讯问 / 改革 一、对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焦点问题的基本评价 围绕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学界开展了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相应形成了诸多学术“热点” 。其中， 刑事沉默权成为一个最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 1998 年 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不少学 者呼吁：为保障人权，中国刑事讯问特别是侦查讯问，应当 尽快确立西方沉默权制度。 应当承认，沉默权制度的确是刑事讯问中人权保障的一 个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已有的相 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有必要指出：从总体上看，当前我们 对沉默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尽管已进行了近十年之久，客观 地说还远远不够。主要表现在：某些立论一定程度上还缺乏 态度上的客观性、方式上的全面性和内容上的深刻性，必要 的实证分析尤其不足。特别是关于研究和探讨沉默权制度的 理论基点——沉默权的概念，如此一个极其重要似乎也早就 应该搞清楚了的基础性问题，事实上，以往恰恰有所疏忽而 又对相关理论研究长期以来起着某种误导作用，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中国刑事讯问制度改革目标的混乱和改革方向 的迷失。笔者以为，对此很有必要重点予以重新的审视和深 刻的反思。该文档为文档投稿赚钱网作品，版权所有，违责必纠 什么是沉默权，沉默权的本质属性又是什么？实际上， 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回答，甚至出现了五花八门 的解释。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其一、 ”刑事沉 默权是指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 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 证其罪的权利。 ” [1] 其二、“沉默权即拒绝回答权，是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拒绝回答的权利。 ”[2] 上该文档为文档投稿赚钱网作品，版权所有，违责必纠 述观点，笔者不敢苛同。 学界普遍性地认为，沉默权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刑事诉 讼制度，其理论基础与核心内容是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反 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经典表述有两处：一是美国《宪法修正 案》第5条：“任何人 不得在任何案件中被强迫作反对该文档为文档投稿赚钱网作品，版权所有，违责必纠 自己的证人。”二是联合国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14 条第 3 款：任何人在受指控时都平等地享有不被强迫 做出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有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 ”因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成为国际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一个 重要原则。 基于这样一种共识， 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显然是沉默权的本质属性所在，沉默 权的界定必须考虑到这一基准层面并以此为出发点。从这个 意义上说，一个严谨、科学的沉默权概念，应当全面包含及 准确反映出沉默权固有的两个不同的权能：一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于是否供述享有不受强迫的特权；二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于是否供述以及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享有 选择权。 [3] 前一项属于消极的防御权性能。该权能使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免受各种强迫，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 折磨与虐待；后一项属于积吸的选择性权能。该权能的合理 内核与应有之义在于：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绝不完全意味 着“不得自证其罪” ，也绝不完全等同于可以不说话或可以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该原则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自愿地向讯问人员供述案情或者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 据以及在“真实”的意义上真正“自证其罪” ，从而获得有 利于自己的处罚结果。否则的话，世界各国法律通行的“自 首”制度岂不也成了对“人权”的浸犯和亵渎？相应地，该 原则也并不可能禁止讯问人员以“非强迫”性的策略方法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必要的心理影响，促使其完成由起 初的“不愿意供认”到后期的“愿意供认”的思想转化和态 度改变。否则的话，刑事讯问岂不成了多余的摆设？在此， 很有必要提到约翰?密尔一一被誉为“近代自由主义”鼻祖 ——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对“自由”所讲的两条格言： “第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 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社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 汉能采取的正当步骤是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第 二，个人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负责交待，并且 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 ” [4] 依此而言，一 个人的犯罪行为是不是“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进而是 否也属于 “个人应负责交待” 的范畴？换个说法， 讯问中“不 说话”或者“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自由和权利，是一 种纯粹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还是一种因涉及他人利益而须由 法律介入且须受法律限制的自由和权利？仔细看看密尔的 “忠告”，答案似乎不难寻找。从应然角度来说，中国刑事 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