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专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pptVIP

第五专题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 第一讲 中国法律的新传统——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实践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法律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所发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律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 为什么以“矛盾”和“斗争”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尽管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截然不同，竟然会采取传统的以和解为核心的调解手段？调解制度为什么不是在共产党的瑞金时期而是在延安时期才会发展起来？这种在中国法律史上运用娴熟的调解技术，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如何就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发明呢？ 在此，我们把甘宁边区的司法调解制度放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加以分析和理解，从而揭示它在中国的现代性意义，并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初步的阐释和解答。 ?二、国家政权建设中法律的困境 （一）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法律冲突 1、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是指国家“试图支配、控制或破坏相对自治的地方社会结构，试图扩大它对地方资源的支配，并且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新的建制。” 2、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在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化的组织网络伸入乡村社会时，国家法也就与乡村社会的民间习惯法遭遇了，它与民间法处于一种陌生的相互隔膜之中，缺乏一种共同信守的理念或文化基础。 （二）买卖婚姻与彩礼 1、实践中，出于法律效果的需要或者国家法本身的不足，国家法要对习惯法的容忍和让步。 2、但是，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妥协到什么什么程度还是由国家决定。 （三）离婚还是不离，这是一个问题。 1、革命的婚姻法与乡村社会的婚姻习惯的冲突 （1）缠讼 （2）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国家只好采用变通的原则遏制离婚自由。 （3）司法机关对离婚案件处理不当引发的凶杀案 2、由于现代法的精神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由此导致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要克服这种冲突，要么是变法律，放弃某些与乡村社会的民间习惯法相冲突的法律，要么改变现实，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的总体化的革命和治理。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两者都不可行。 3、出路：司法调解。一方面，调解是一种实践的操作，可以在实践中背离法律的某些原则，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法律政策或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律又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治理当中，它不仅在解决法律问题而且同时在解决社会问题。 三、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民间调解 （一）民间调解 1、人民群众自己进行的调解，尤其是由村里的调解组织进行的调解。 2、区乡政府的调解。 3、民间调解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推行，关键在于乡村社会是否存在有效的权威人物和组织，因为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机制总是和权威人物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 4、但是，共产党倡导的民间调解并不意味着将地方政治完全交给原来的地方精英来解决，也不意味着将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权力空间留给乡村习惯法和原来的地方精英。 5、但是，问题关键在于地方精英或村庄原来的权威组织又是如何可能听从共产党的指导呢？又是如何可能自觉地按照共产党的调解原则来进行调解呢？因此，如何在共产党和地方精英之间建立有效的权力支配关系，成为民间调解是否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二）权力组织网络 1、传统乡村社会中权力文化网络：宗教组织、家族组织、士绅阶层 2、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瓦解了传统的权利文化网络，将农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使地主、富农等旧式地方精英失去了统治存在的基础。 3、但是，农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目标不是一致的，这时共产党就得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将农民组织起来，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使他们服从于更大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利用了三种重要的组织技术将农民组织在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共同体中，使农民自身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协调起来。 第一，组织技术 第二，民主动员技术 第三，化解矛盾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通过民间调解来解决纠纷。 （1）共产党和政府所提倡的民间调解与传统的调解尽管在追求解决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所要达致的效果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所提倡的司法调解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息事宁人”，而实际上是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其目的是教育群众，改造群众，进而改造整个社会。 （2）因此，如何让旧的地方精英转变为新的地方精英，或者说如何用新的地方精英取代新的地方精英，培养可以执行政治调解的调解人才，就成为当时调解中的关键问题。 （3）民间调解与其他权力技术的配合 4、总之，在打击旧的地方精英和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同时，共产党也在塑造新的地方精英，形成新的乡村社会的动员机制和治理乡村社会的有效机制，这就是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民兵组织、调解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