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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 ???? 200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一书。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是研究清代中西关系、西学东渐、清廷宗教政策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自明清档案由皇室密藏公诸于世起，学术界便把它与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并誉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文献发现。明清档案的价值，随着利用工作的不断扩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1千多万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 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的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家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因此，他们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在华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文献丛编》，其中第15辑、16辑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932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3年至1948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续出版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书中，都包括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为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方便。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是第一次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以专题形式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凝聚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中心的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1230件。其中多数的档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档案的文种有：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官衙内部存抄备查的薄册、传教士进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的奏折和甘结等。全书共4册，分上下两编。上编3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主要内容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下编1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活动档案》，全部档案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主要内容为雍正、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 本文依据这部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结合其它的中外文史料，就天主教传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 明朝末年，从利玛窦开始，一批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明代著名的官员、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由从其学而入其教，成为中国天主教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入教之后，徐光启不仅大力支持传教士的活动，宣传与赞扬天主教教义，而且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荐耶稣会士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开了中国朝廷起用西方传教士的先河，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站稳脚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汤若望就是在北京历局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的耶稣会士之一。 明朝灭亡之后，汤若望留在了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作了简要介绍，表明了自己欲为新朝效力的心迹。 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清廷迅速采用西洋历法，重用汤若望，反映出它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善于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汤若望从明朝客卿一变而为清朝官员，说明他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不存在换代易主的问题。无论明清，只要允许他传教，就是他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职的奇特现象。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张献忠领导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