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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史的核心問題 李建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 　　　　　　　　　　　　　　　　　　　　　　　　——《抱朴子?袪惑》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322。 　　　　　　　　　　　　　　　　一、 　　去年（2002）夏天，我造訪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帶著長久以來的一個疑惑：為何中醫養成教育的過程必須閱讀古典？當我把這個問題就教該校的某教授，他反問：「誰說中醫一定要唸古典？讀這本教科書已經够了。」他出示印會河的《中醫基礎理論》給我看 印會河主編，《中醫基礎理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30次印刷）。 印會河主編，《中醫基礎理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30次印刷）。 　　這些論戰的內容相當具有震撼力。報導中引用大陸代表性的老中醫、研究者，對中醫的現況、教育方式做極為激烈的攻擊。這些文章如〈一百年後，還會有中醫嗎？〉、〈病入膏肓的中醫，病根在哪裡？〉、〈中醫還有藥可醫嗎？〉等 〈一百年後，還會有中醫嗎？〉，《現代教育報》2001年9月21日；〈病入膏肓的中醫，病根在哪裡？〉，《現代教育報》2001年9月28日；〈中醫還有藥可醫嗎？〉，《現代教育報》2001年10月19日。 〈一百年後，還會有中醫嗎？〉，《現代教育報》2001年9月21日；〈病入膏肓的中醫，病根在哪裡？〉，《現代教育報》2001年9月28日；〈中醫還有藥可醫嗎？〉，《現代教育報》2001年10月19日。 　　傳統中國醫籍數量龐大即是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事實上，過去的中國醫學史雖有不少研究，涉及不同領域，但最有成就的正是集中在文獻整理等方面 例如，岡西為人、渡邊幸三、宮下三郎等的研究。 例如，岡西為人、渡邊幸三、宮下三郎等的研究。 　　我特別注意古代醫學「正典」（canon）的形成史。所謂正典，是一門學科的範例性文本（exemplary texts）。中醫的文獻固然浩若烟海、數以萬計，但做為醫學社群規範與權威的必讀典籍（如《內經》等）也不過數種；其生產、維繫及變遷的過程，涉及書籍在學科成員專業身分的確立、學科邊界的劃定與學術傳統的建立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參見Simon Schaffer, 參見Simon Schaffer,“Contextualizing the Canon ,”Peter Galison and David J. Stump (eds.), The Disunity of Science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207-230。 　　其實，並不是所有醫療傳統皆依賴文本。如巫術、儀式性的醫療在操作上勿寧更依恃象徵性的語言及動作 廖育群，〈中國古代咒禁療法研究 廖育群，〈中國古代咒禁療法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2卷4期（1993），頁373～383。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神仙?房中類。 　　以下，我先分析《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與今本《黄帝內經》中受書儀式的意義；其次，討論醫書「依托」的思想脈絡；最後，疏理漢魏之際受書儀式式微的原因。我期待透過幾個既獨立又彼此相關的概念群闡述中國醫學史的核心問題。 　　　　　　　　　　　　　　　　二、 　　先秦的醫學知識主要是保留在官府。《漢志?方技略》說的很清楚，「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當時官府的醫學活動，在《左傳》、《周禮》等書略有反映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120～139。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120～139。 《周禮?疾醫》：「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禁有秘密的意思，而且帶有咒術的色彩。就醫學知識的傳授而言，師徒之間並沒有親自傳授。長桑君觀察扁鵲長達十數年，私下與他談話：「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於是，長桑君將所藏的禁方書給扁鵲，之後便消失不見 參《史記 參《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森田傳一郎，《史記扁鵲倉公傳譯注》（東京：雄山閣，1986），頁23～27。 　　以授與「禁方書」的知識傳授形態也見於淳于意師弟之間。淳于意習醫主要受業於公孫光與陽慶二人。公孫光保存有「古傳方」，淳于意「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大概除了接受公孫光的醫方書以外，淳于意還親炙其口傳的經驗方術。公孫光告誡淳于意：「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淳于意回答：「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這裡同樣有師徒之間不得妄傳、泄漏的禁令。 　　淳于意後經公孫光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