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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电影中的空间生产 徐敏 [内容提要] [关键词] 交通，空间，汽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电影 前言：现代交通技术与社会空间再生产 交通工具，以及由不同交通工具所带来的人或物之间的不同交通、交流与交换方式，是体现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形态的一系列重要元素，它们直接表现或反映一个特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技术、制度及社会形态，是社会经济体系及其结构性的直观再现，在其基础性意义上，是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整体社会空间与相应意识形态的一种生产性要素。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交通及传播、通迅等领域中的技术变革，更为强烈地其对人类历史及文化的重大影响力。福科曾经说到：“并不是建筑师，而是工程师和桥梁和道路、管线、铁路的建造者，以及技术员（他们专职控制着法国铁路）——这些人才是构想空间的人。”⑴ ⑴ 《空间，知识，权力——福科访谈录》，见《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我们看到，由于大型轮船、火车、货车、私人小汽车、当代巨型飞机及电子传播媒介的相继出现，当代社会中源自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交流与传播障碍越来越少，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跨越与超越已经在丧失其必要性了。远方的世界已经与任何一个“这里”没有多大差异，而且容易抵达。巨大的空间在交通与传播上的便利性，减少了对相应时间的消耗，却也导致了传统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维度沉沦，现实，只是现实的此刻，是个体的此刻，宏观的、群体的历史也崩溃了。⑵ ⑵ 《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7页。 在中国，到19世纪，稍晚于西方工业化步伐，各种现代的热能与电气动力交通工具也开始引进，这种交通工具首先是公共性的，如大型轮船、火车等。而到了20世纪初，汽车也开始进入到了中国。社会传播与交往速度加快了。中国巨大的自然地理空间，在过去经常表现为“天涯”主题与意象的历史传播，主要是由古代交通工具的制约所造成的。而现在，随着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中国的自然地理空间在其主题意义方面开始转化，逐渐地成为一个需要征服、占据与稳固化的对象。与之相伴随，古代文人在地理空间之中的孤独个体意识，也被一种群体化的、组织性的与社会化的情绪所代替。高度人工化的和快速的交通工具，也使得人们可能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既时间与历史，如同自然地理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是能转化成社会化的、人性的空间的，甚至于，历史是可以改写与创造出来的。古典的天涯概念与伤逝情怀，开始在现代社会及其交通与传播中消失了。而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与现代公共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一，交通工具与再现技术 交通工具具有再现性，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宏大的、支撑着现代人生存的生产体系。这样，交通工具是一种媒介，具有强烈的表现力，是一种既表现他物，同时也需要被表现的物品。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运行，是整体经济与社会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一种保证，它需要被纳入到宏观经济的管理与监测体系之中，被纳入到如工厂一般的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所以，交通工具及其运行也必须被再现出来。这就导致了，在工业革命的基础性变革之后，人类的再现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火车与汽船之后，是能够分解与控制速度的照相机的出现；电影摄像机则几乎与汽车同时诞生；而伴随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电脑屏幕又成为了重要再现载体；而现在，移动电话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再现工具了。这样，现代影像机器的出现与发展，与工业化交通工具的历史之间有一种同时性。 这是一种模式化的、整体性的和结构化的技术关系。再现技术，与交通工具一道，已经成为现代技术不可分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这就造成了电影在其初创时期对火车，后来对大型轮船与飞机影像的迷恋，以及电视对汽车的再现和大量使用。这种情况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艺术主要通过建筑、雕塑、仪式性戏剧及书本进行表达，都是同一个道理。大卫·哈维就此认为，“收税公路和运河、铁路、汽船和电报、收音机与汽车、货柜化运输、飞机货运、电视和电子通迅，这些事物改变了时空关系，逼使我们进入了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之中。”⑶ ⑶ 转自《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8页。 因此，现代交通工具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与文化之间、与人们的感受方式之间的深刻影响。古代农业社会一个乘坐马车的文人，与一个当代乘坐高速火车或汽车的普通人，他们所看到的外界景观及其空间感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由于交通工具造成了现代社会在空间、速度及主体形态上的新近变化，我们的文化再现，包括文学艺术的再现技艺，我们通过文化而被建构起来的对自己和对外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在19世纪以来的机器化影像再现技术中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其再现模式方面经受了重大变革。再现性文化，通过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改变并整合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