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天空重读萧红.doc

PAGE PAGE 1 女性的天空——重读萧红 凌云岚 1938年，被战争困在西安的聂绀弩打算前往延安，临行前的一晚，他在西北路上碰见萧红，两人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交谈。那晚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着她帽外的长发。聂绀弩发现，和萧军的最终分手显然令萧红的心情极不宁静，她话说得很多，但说话的神情却是心不在焉的，脸色更是白的跟当晚的月色一样。十年后，聂绀弩回忆起那一夜的萧红，他仍清楚地记得，萧红近似喃喃自语的话中有这么一段：“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许是因为对这番话印象深刻，启行的时候，聂绀弩在人群中对着萧红做出了飞的姿态，又用手指着天空，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看到了萧红会心的微笑。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相对成熟的文化市场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思想激进的文学青年。1934年，两个年轻人乘船从青岛来到上海，成为这个都市漂流族群中的一员。和其他文学青年一样，手中的作品是他们进入这所城市的唯一资本。此时，他们用来敲开城市大门的是一本合集《跋涉》和萧红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生死场》。 在到上海之前，萧红和萧军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鲁迅，不过直到一个多月后，他们才得到和鲁迅见面的机会。鲁迅曾反复声明他不赞成青年们找什么导师，不过他自己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一批以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二萧”也很快进入了这个圈子。在萧军、萧红进入上海文坛乃至上海这座城市的过程中，鲁迅的扶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中的两本出版。据胡风回忆，这两本书出版之后，销售不错，他们因此成了名作家，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生死场》奠定了萧红的文名，这个年轻的女作家，是以一种相当独特的风格登场的。三十年代东北的沦陷，使得一批青年作者从故乡流浪到北平或上海，他们的笔总是离不开那片黑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对故土的眷念和特有的粗犷文风，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风貌，这些青年也因此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二萧自然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被文坛接受。和这个群体中旁的作家一样，萧红的《生死场》展示的正是“九·一八”事变后黑土地上人民的死生和命运。然而在趋同的主题下，萧红那令很多人“不安”的个人风格却已经显现。《生死场》最初的读者之一胡风，受鲁迅的委托为这本书作序，他“吃惊于作家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感受，用字的大胆和特殊的风格”，遂以“有着天才闪光”的字样来评价这部作品。 胡风的阅读感受“吃惊”，同时也出现在很多初读萧红的人的回忆中，他的夫人梅志在丈夫的推荐下读了《生死场》，在感动之余也忍不住对作者的写法提出质疑：“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梅志的困惑显然同样困惑着其他读者，直到萧红写出她最精彩的作品《呼兰河传》，这种质疑仍未停止。对于萧红和她的《生死场》，胡风虽不吝惜自己的赞许，在他的评价中仍没有完全回避这种质疑，他称赞《生死场》的好处在于它是本“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其中充满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不过更难得的是也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至于该书的缺点，在他看来，首先便是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看上去只是一些散漫的素描；人物描写方面的性格不突出；语法句法太过特别。 现在看来，恰是胡风所说的缺点构成了萧红写作中最具个人风格的几个方面，《生死场》的价值也多在于此。和萧红其他作品一样，《生死场》对于读者来说是个挑战，稍有文学感觉的人在读了萧红的作品之后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这个女作家的魅力，却很难用精确的言语表述。因此对于当时和后来的众多研究者评论家而言，如何在已经成型的文学价值体系中为这本书找到准确的位置，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回避其个性化的特征，强调《生死场》抗日救亡的宏大主题和史诗性写作风格成为评论家的主导方向。 《生死场》截取了“九·一八“前后东北北部农村乡镇的生活图景，以一种拼贴画式的风格将这土地上的各种生死加以组合。同样的时代主题，萧红采用了一种个人风格明显的叙述方式。与《八月的乡村》不同，《生死场》基本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场或激烈的民族战争，甚至可以说作者的一支笔多少有些游移。在有意无意之间，萧红将她的大部分笔触花在乡村女性命运的叙述上，女性个体的悲剧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种结构方式必然带来全书结构上的“散漫”化，原本突出鲜明的时代主题中插入了各个女性的人生片段，月英的瘫痪和死亡、金枝的生产和苦痛……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