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戏剧的狂欢因素.doc

孟京辉戏剧的狂欢因素 （350007福建福州福建师大文学院 薛支川） 提要：孟京辉戏剧在剧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潜藏在其戏剧中的狂欢因素。本文试图分析孟京辉戏剧中的狂欢因素，并以此来回答对孟京辉“伪先锋”的误解。 关键词： 孟京辉戏剧 狂欢因素 伪先锋 无论谁写作当代中国戏剧史，他一定不会忽略孟京辉的名字。这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场、活跃至今的导演，以其对戏剧的独特把握为低迷的戏剧赢得了稳定的观众群，使自己成了京城戏剧的一张“名片”。他在实验戏剧为数有限而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中，以其作品不拘一格的形式创造、鲜活奔涌的时代气息及与观众密切相投的亲和力，成为实验戏剧中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他的实验戏剧也因此成为戏剧天地中的一个独特景观。这是一个有戏的导演，一个有观众的导演，所以它的戏几乎从不赔钱，反而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纪录。 文艺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文艺现象(包括戏剧)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由一定历史时期不同美学思潮及因子互动的结果。当我们把孟京辉的戏剧纳入到20世纪文艺语境中来就会发现，孟京辉的戏剧中存在大量的“狂欢”因素。 狂欢因素的表现 狂欢理论是俄国理论家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的《巨人传》时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进入我国后至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巴赫金的理论，笔者在回望孟京辉的戏剧时发现许多狂欢的影子，并将之称为“狂欢因素”。在孟京辉的戏剧中，狂欢因素主要表现为广场式氛围的营造、脱冕和加冕、戏仿、话语狂欢以及对话。 孟京辉的戏剧中刻意创造广场式的狂欢氛围。狂欢广场是狂欢节的上演场地，“广场是狂欢节全民性的象征”。到文学艺术领域，“广场”不再是真实意义上的物质广场，比巴赫金就认为“狂欢广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转化为一种狂欢场面，诸如闹剧和灾难场面”（1）。孟京辉在其戏剧中也屡屡出现类似的“狂欢场面”，在《思凡》、《我爱***》、《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等剧中都有所表现。其中，可分为两类——“狂欢的广场”和“闹剧的上演场”。前者基本搬用了狂欢节意义上的“广场”，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广场式的狂欢场面，如《恋爱的犀牛》中马路获得五百万的意外大奖，极具想象力的孟京辉让演员将一块巨大幕布拉到观众区，将所有的观众变成广场上的芸芸众生，加上舞台上演员的兴高采烈、多语并存，音响的热烈沸腾，顿时营造了一个逼真的广场。后者虽然已经消失了广场的痕迹，但正在上演的闹剧保留了广场狂欢的内在精神要素。正因为如此，巴赫金才得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类在《思凡》、《我爱***》、《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均得到表现，且以《坏话一条街》为例子，当一群护士冲进耳聪的居所“捉拿”精神病人时，精神病人藏身桌下一幕，不是闹剧常见的场面吗？ 加冕和脱冕。加冕和脱冕是狂欢节上的重头戏，从社会最下层中选出来的“假王”被加冕，而真正的国王则被无情地脱冕。于是，整个世界被“翻了个个”，一切权威和成规都被抛弃，只留下狂欢。“在狂欢节上往往通过加冕和脱冕这样的仪式形势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2）。孟京辉的戏剧中常常可以见到“加冕和脱冕”的痕迹。《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警察局长为了编造故事，在配合疯子的编造中，合演了一出又一出“加冕和脱冕”的双簧。现实中，疯子/警察局长对应了假王/真王；在疯子的编造中，疯子得到加冕成为“王”，而警察局长则任由摆布。在狂欢节的起源——内米湖畔阿里齐亚的狄安娜神庙的“森林之王”的角逐中，拿到“金枝”的奴隶被加冕为“森林之王”，下任“森林之王”产生之时也是前任遭脱冕、杀戮之日（3）。狂欢节上的“假王”虽未必被屠戮，但其遭“脱冕”时也是其受讥讽的时刻。同样，在孟京辉的戏剧中，脱冕后的疯子屡屡遭到讥讽、殴打，脱冕后，世界又被“翻了个个”，回到原初状态。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思凡》中，马夫自己加冕成为国王亲近王后，但马上遭脱冕回到现实中；幸亏马夫极具聪明，否则要成为刀下鬼了。 戏仿。“戏仿在巴赫金诗学中称为讽刺性摹拟”(4)。孟京辉戏仿的功夫了得，从中得到极大的成功，这甚至构成他“孟氏快感”的主要成分。且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第二部分中对《茶馆》的那段戏仿几成经典。 （疯子满面春风走上舞台，两个鸟笼子滑向舞台。 局长：哟，这不是“无”爷吗？！ 疯子：这不是小王吗？！ 局长：哎哟！“无”爷，您怎么这么闲在，会想起警察局来了？ 疯子：我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不会开警察局！ ……（5） 舞台一转，疯子和警察局长已经顺利“加冕和脱冕”了，疯子以秦仲义的形象出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