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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外公使的经济账 1906年1月，农历腊月底，伦敦的波特兰透着阵阵寒意。这里伫立着大清国驻英使馆。馆舍租赁的是一栋六层楼房，大小房约有七八十间，靠一大一小的两部楼梯连接上下。一月份的伦敦，下午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落山。盘旋的楼梯上，安装着七八盏电灯，为保证人员上下的安全，现在全都打开，可楼里仍显得十分暗淡。 在一间简朴到寒酸的屋子里，驻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国内写信。四个月前，他以外务部参议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追踪日俄两国在战后的和谈。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驻英公使一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国使馆的当家人。等他到伦敦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难题——钱。于是，他写信给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为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伦敦的馆舍，还要负责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总领事馆，两地的开销，由他统一调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开支清单：馆内的年收入是库平银六万两，平均每月五千两。其中，八百两要支给房租，两千四百两要支给参赞、随员和洋员作为工资。这样，还剩一千八百两。汪大燮的薪水、办公经费和各种杂费全都在这一千八百两之内。他还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资二十五镑，电费十二镑，煤气费七镑，煤炭费五到六镑，自来水费四到五镑，电话费一镑，信纸邮票费五到六镑，中华会馆捐七镑，善捐二镑，清洁费二镑，马车费十镑，华仆、学生的吃饭用度七十镑。这些雷打不动的开销加起来，每个月一百五十余镑。按照当时约六比一的英镑银价比，约为银一千两。也就是说，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两左右。当时正处年关，他要打点和疏通与北京的关系，给军机处、外务部各处王爷及堂司官员一大笔“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两，相当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为外交使节，汪大燮还必须与伦敦的外交界交际应酬。面对被掏空的钱包，他只能摇头叹息。 驻外使馆的开销用度，还是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当时，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出常驻使节，将驻外人员分为出使大臣（公使）、领事官、参赞官、翻译官、随员、医官几类。除了后两种，其他各分为三等。头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为一千四百两，最低的医官则可拿到二百两。公使是驻外使团的负责人，地位最高，有权决定使团的人事。在驻外使馆的运作中，薪水与开销也变成了包干制——费用打包交给公使，由他按照外交官的人数、相应的薪俸标准和日常的实际用度进行调配。 清政府的财政规模很小，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语。十九世纪后半期，户部账面上的岁入约为库平银八千万两。到1900年，这个数字是一亿两。一百多年后的环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贵金属比价、以多种重要物资的购买力来粗略折算，一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总应在一千亿人民币以内。据统计，这个数字还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开支，可在当时，却要供整个国家运转之用。其中，大半的钱用来发放官员的俸禄、养廉银，八旗、绿营的饷银，还要供给各级衙门和工程经费。到了1875年之后，借洋债办海军、借洋债还赔款成为常态，每年岁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还债。留给政府支配的活钱，少之又少，不可能拨给驻外使节足够的经费。 1865年，总理衙门派人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英游历。当时是从海关收入中找钱报销，后来成为出使开销的惯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驻海外，每年需要一笔稳定收入作为使馆开支，于是总理衙门上奏，从海关的六成洋税固定动支，将各口海关的六成洋税提出10%作为出使经费，后来又增加到15%。将洋税分成四六开，原本是为支付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的便利。待偿清赔款之后，这个称呼就沿用了下来。 到了1886年底的时候，清政府派傅云龙等人环球游历，需要大笔的款项，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为游历人员的用度，之后，出使经费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时，因欧美使用金本位，国际市场黄金需求增加，导致金银比价翻倍，驻外公使手中银两的购买力，只剩当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馆报告的数据是：驻英使馆每年报销约十二万两，驻法使馆五万两，驻俄使馆四万两，驻美使馆二十四万两，驻日本使馆七万两。其中，驻英公使还兼任驻意大利、比利时公使，管辖新加坡总领事馆；驻美使馆兼任驻西班牙、秘鲁公使，此外还管理四处领事馆；驻日本公使除了本馆之外，尚有三处领事馆，因此，这几处的开销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后，清政府陆续将驻意大利和比利时使馆单立，另派专使，相应地砍掉驻英使馆一半的经费，每年只给六万两。这样一来，汪大燮手中银两的价钱，就只剩下他前任郭嵩焘、曾纪泽的四分之一。日子骤然紧张了起来。 外交官在外，需要经常走动。按理说，驻英公使要联络伦敦的外交界，定期参加或是举办宴会，增进了解，搜集资讯。为了国家形象，少不了各种应酬，但由于剩下的钱已经入不敷出，他们只能尽量减少雇车、减少外出，更不用说自办宴会了。因为没钱，使馆的硬件没办法更新，四周的陈设破旧，还比不上泰国、波斯等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