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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SrcShow.asp?Src_ID=2177 PAGE 收稿日期：2013年11月20日 發佈日期：2013年11月21日 頁碼： PAGE 1/ NUMPAGES 8 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 (首发) 侯乃峰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论语·尧曰》篇中有段文字云：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对于“四恶”的解释，其中最后的“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一句，明显与上文不协调：首先，前三“恶”都是用一个字来概括，而此句“有司”却是两个字；其次，“有司”二字从文义上看也显然与“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不合，实不可通。 前人在注释这句话时，多迂曲以解之。如朱熹《论语集注》云： 犹之，犹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所与虽多，人亦不怀其惠矣。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败，亦其验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4-195页。 由于文义不可通，注解亦多穿凿，故前人早已有怀疑此处文字或有脱误者。如元代陈天祥所撰《四书辨疑》中就曾指出： 又“出纳之吝”与上三恶亦不相类。若以项羽之事论之，虽有司亦不当如此。经中或有脱误，阙之不讲，似亦无妨。 陈天祥《四书辨疑》，《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七六册“四书类”，世界书局，1988年，第114-115页。 前人在注解中还曾指出，与此段文字极为类似的话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三： 子贡曰：“……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768页。 在这段话中，“暴、虐、贼”三者与《论语·尧曰》篇完全对应，而唯独其中的“责”字与“有司”对应。从传统的校勘学角度讲，如果说“谓之有司”与“谓之责”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的话，虽然“以身胜人谓之责”同样文义难通，但显然是《韩诗外传》中使用一个字概括的“责”更为符合古书的行文体例，而非《论语》中使用两个字概括的“有司”。这种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论语》中的“有司”二字很可能原本当是一个字而被误分为两个字。 在以简帛为书写载体的手工抄写时代，一个字被误分成两个字，或者两个字被误合为一个字的现象据情理推测应该是常见的。钱玄先生编著的《校勘学》一书专门列有“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对此种现象加以讨论，其说云： 今见秦汉间竹简、帛书以及敦煌写卷等，其字体款行，有工整划一的，但大都是大小不匀，疏密相间。后人誊抄者，如不谙字句内容，仅是依样葫芦，就产生将一字误分为二字，二字误合为一字的情况。 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21页。 同时，钱先生综合前人的校勘成果举了一些例证，大都切实可信。可见，先秦秦汉时期简帛古书中“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为校读传世古籍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我们发现，根据新出楚简，《论语·尧曰》篇中的所谓“有司”也可以得到校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篇简甲15与甲5连读，有如下一段话： 毋暴、毋虐、毋恻（贼）、毋念（贪）。不攸（修）不武〈戒〉，胃（谓）之必城（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亡（无）时，事必又（有）期，则恻（贼）；为利枉事，则贪。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229、219页。 陈剑、周凤五、陈伟等先生都指出，此段简文可与上引《论语·尧曰》篇中的文字对读。陈剑先生还考证指出： 《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孔子慨然叹曰：‘……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章：“子贡曰：‘……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据此云：“荀子所言四恶缺其一，韩婴所言有‘责’而无‘有司’，亦与夫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指前引《论语·尧曰》文）。”又《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二章云：“孔子曰：‘不戒责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诛，贼也。君子为政，避此三者。’”亦为所谓“四恶缺其一”者。简文所云，亦当系本自《论语》，而“暴”、“虐”、“贼”三者之后是“贪”，跟《论语》和《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