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docVIP

???? “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 　　近代以来，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两种政治选择与思潮倾向之间的对峙。 　　激进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与价值，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他们主张彻底扫除旧传统，并迅速地、大幅度乃至全方位地输入西方政教与价值，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渐进主义者则认为，传统文化乃是实现一个民族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媒介与杠杆。在他们看来，只有逐步地导入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并使之与传统的基质相融合，才可能促成这一现代化过程的实现。就这种主张相对于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性而言，它是保守的;就其所具有的现代化导向性而言，这种思想趋向又完全不同于近代的儒家那种把“三纲五常”视为“天经地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守旧派。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从现代化的意义上来重新肯定民族传统的价值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称之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思想是作为对激进主义的批评思潮而出现的。自本世纪初以来，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就始终存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激进主义思潮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总是占主流地位，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严复，则被指斥为不适时势的“守旧派”。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启示的思想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与重视。本文试图对以严复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 　　严复：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在长期以来，他又是一个受到误解的思想人物。他在甲午战争以后连续发表的那些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早年的严复归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激进的变革派思想家。早在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就对严复当时发表的时论文章表示了由衷钦服，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又为悼念戊戌六君子而抒写了充满了悲愤与同情的诗词，这些都使人们认为他是戊戌变法派的一个同志;此外，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他对民国初年议会民主政治的持续的批评，他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的肯定，他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支持并列名筹安会，以及他的尊孔保教的主张，人们又很自然地把他视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保守老人。在迄今为止研究严复的学术论著和文献中，后世的人们大多是如是评价严复的。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般共识。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研读严复从早期到晚年的主要著作、按语、书信，就会发现，严复的思想中并没有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断裂。即使在他发表的那些使他闻名于世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的早期阶段，他就不曾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派，尽管他因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六君子的殉身而一洒同情之泪，但他却对这些变法派人士的政治战略与激进心态，始终抱着相当强烈的批评态度，而这种批评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尽管他对专制政治的抨击所显示出来的激烈与深刻性，在当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但即使在他以最为猛烈的方式来抨击传统专制制度的早期论文中，他也并没有认为，应立即在中国取消君主政治，这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他反复强调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个人的能动性，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实现富强，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反复强调，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的并不是华盛顿、卢梭，而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商鞅、桑弘羊、张居正式的政治强人。①正因为如此，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态度上，一方面，他竭力批判以原教旨的方式来对待儒家的古训，他对于“学术之非，至于灭种”的守旧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另一方面，这并没有使他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相反，他始终主张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凝聚“国性”的资源。他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尊孔主张，决不是由于他希望使中国返回到他早年竭力批判的传统时代去，而是出于他坚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主流文化，乃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国性”的基础，因而有必要从传统主流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力，以应付中国社会转变时代的社会整合与精神需要。可以说，在严复本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以往被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早期的改革倾向” 　　-------------------------- 　　①参见《严复集》第3册，《与熊纯如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与“后期的保守倾向”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