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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结构变化及启示管理论文 目录 M1和M2增速出现剪刀差，且正负转换 正文 摘要：我国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结构变化及启示 作者：未知 长期以来，我国央行主要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货币供给量也因此成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中介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央行近年来通过创设新型流动性调节工具、推动银行间市场体系 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 基础货币的组成和投放渠道 我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存款准备金和货币发行组成，其中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总额，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截至2017年底，我国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为32.18万亿元，其中货币发行7.71万亿元、非金融机构存款994亿元、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24.38万亿元。从历史占比来看，存款准备金现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占比从2005年底的51.42%提高至了2017年的75.74% 由于基础货币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储备货币科目，根据“资产=负债”恒等式，我们可以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科目进行左右调整，进而在忽略规模较小的科目后得出等式“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国外负债）+（对政府债权-政府存款）+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其他负债）-债券发行-自有资金≈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净债权+对金融机构债权-债券发行”。因此，可以将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概括为国外净资产（以收购外汇为主）、对金融机构债权（央行提供各类抵押融资）、对政府净债权、减少债券发行（以央票为主）。从图1可知，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国外净资产投放渠道效应冲高后不断回落，重要性相对有所下降。由于我国?Y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2005年以来，国外净资产与基础货币的比值逐步升高，并在2009年10月达到最高值140.76%，但随后大幅回落至2017年12月的68.44%，这表明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局面有所改善。 第二，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效应见底后不断回升，提高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灵活性。随着我国“双顺差”优势的下滑，为了保持市场的流动性水平，央行更多地选择向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进而对冲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具体来看，对金融机构债权与基础货币的比值从2014年3月的低点7.72%逐步上升至了2017年12月的33.62%。由于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效应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因此上述变化扩大了央行开展主动型货币调控措施的空间，而公开市场操作的常态化将有助于货币市场价格的形成和传递，也反映出我国货币政策不断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趋势。 第三，债券发行渠道的对冲效应减弱。2006～2010年间，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来回笼基础货币。但金融危机后，该渠道对其他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对冲效应逐步弱化，截至2017年12月，债券发行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已升至-4.15%。该变化从侧面反映出央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对金融机构债权渠道来调控基础货币投放。 派生存款的创造渠道 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下，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或外汇、办理贴现等渠道对原始存款进行派生，更多的存款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扩大了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总量。 下面我们借助表1具体分析存款的派生过程。初始状态下，商业银行资产端为一定量的法定准备金A和超额准备金B，负债端为一定量的存款C。这时，商业银行可以将超额准备金B用于向客户放贷，或者购买客户手中的债券或外汇，不管商业银行采用哪种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端增加贷款（债券、外汇、贴现等）B，负债端增加存款B。与初始状态不同的是，商业银行需要对新增存款B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缴纳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增加至A1，超额准备金降低至B1。紧接着，商业银行可以继续将超额准备金B1用于向外放贷或者购买债券、外汇等，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会进一步同时增加。上述过程持续至商业银行没有多余超额准备金为止，此时商业银行的存款即为派生后的存款总量。 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体系中，央行可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基础货币进行调节，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基础，进而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假如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如上文所述，央行可以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债券、提供抵押融资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商业银行可用于扩张资产的超额准备金。这里，我们假设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B2（其他方式以此类推），那么商业银行资产端的外汇减少B2，超额准备金增加B2。商业银行可以将新增的超额准备金B2用于放贷或者购买客户的债券和外汇，经过多次“发放贷款――形成新存款――发放贷款”的操作，商业银行会派生出数倍于B2的存款，货币供应量也随之增加。而如果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其传导路径则与宽松货币政策相反。 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实践中，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