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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冀村农民自杀的一个本土概念 内容提要：农民为什么自杀？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从本土正统哲学出发， 基于儒家传统对自杀的理解， 以冀村农民自杀的田野经验为例， 将农民的日常口 头语言“奔头”进行理论提炼并用之分析了冀村农民自杀的原因。 “奔头”是指 在人的一生中， 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 是支撑人一生的日常 生活过程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 它包含了人活着所要面对的归宿、 齐家和生活三 个基本层次。农民自杀是由归宿、齐家、生活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奔头”这一人 活着的动力机制失调所致。随着“奔头”三个层次的主要内涵发生变化，农民自 杀的样态亦随之发生了变动。 关键词：农民自杀；“过日子”；“奔头” 一、问题的提出 自杀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范域，作为全球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①，中国的自杀问题亦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在过去近 20 年中，中 国学术界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主要限于医学领域， 而在社会学领域所展开的自 杀研究却相对较少。 在社会学领域自杀研究的有限文献中， 真正具有本土化特色且又吸收了西方 自杀研究优秀成果的是吴飞②先生关于“过日子” （“Bare Life ”or “Living a Life of Fortune ”）这一分析农民自杀的文化意义框架的探讨。这一分析框架 抓住了 “家庭”这一中国的自杀现象尤其是农民自杀现象发生的最核心的场域要 素，并围绕关于“人”、“财产”与“礼仪”等家庭基本构成方面的关系进行了 充分的叙述和论证。 该理论认为， “过日子”是指包括中国人出生、 成长、成家、 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这些环也即一个人走完一辈子的 过程，而中国农民的自杀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处理人、 财产和礼仪等三方面关系 的权力游戏中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结果， 或者说，农民的自杀是在他们遭遇家庭生 活中的委屈或非公正对待而以之作为追求家庭内部正义的一种手段的产物， 自杀 表明了农民“过日子”和“做人”的失败。 事实上，根据吴飞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将“过日子”看成是人这一生的日 常生活过程的“运行机制”，而农民的自杀则是“过日子”这一日常的“运行机 制”失调后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询问农民，“过日子”是“为了什么 呢”？是仅仅“为过日子而过日子”，还是“有更深刻的目的或动机”？ 为此，笔者在距离吴飞研究的田野点不远但基本属于同一文化区域的华北冀 村③开展了田野调查。 冀村， 是根据笔者研究需要而取的一个学名， 该村位于河 北省东北部 Q市 Q县 G乡，实由两个相邻的行政村 C 村和 D村构成，总人口有 2790 人，民族成分主要为满族，但绝大部分属于“随满”，实际上都是地道的 “汉族”人口，村民家族观念较浓，男孩生育偏好突出。笔者于 2011 年 4 月 7 日至 5 月 6 日在冀村就当地农民自杀问题展开了驻村一月的专题调查。 资料收集 主要采用无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 前者主要用于理解农民自 杀的具体情境、 过程和后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观念， 后者主要用于理解农民自 杀在一些量化指标上的分布特征，如性别、年龄、时间区间等。 调查时发现，农民对自杀的最初解释均是说“日子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