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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 －－以人类学为中心的思考 王铭铭 一、引 论 1996 年以来，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笔者针对“中外民 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比较”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本文报告这一研 究项目的主要成果，试图论述人类学（特别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 中国产生变异的缘由。[1]这里有必要预先说明，人类学依据国家不 同而产生认识论和学科特征变异的过程，通常被界定为“本土化”（如 中国情景中的“中国化”）的过程。本文选择考察中西现代人类学传 统形成的总体历史进程及其问题，主要论述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七 十年代（即世界规模的“冷战”结束）这一段光阴里人类学在西方和 中国走过的不同道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也可以被称为“本 土化”。但这里之所以要暂时撇开当今关于“本土化”的论争，并非 因为笔者没有看到，针对学科“本土化”的概念和实践展开的论述 都应对于它们的现时性有所关照，而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些论争有着 它们的历史根源，而对于历史的考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项有关学科发 展未来走向的清醒认识。 也有必要说明，对学科史的这项研究，与近年来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tein）等学者针对西方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 的演变进行的历史反思之间构成的关系的差异。华勒斯坦等人从欧美 的近现代史的政治经济力量发展过程为背景，解释西方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的学科衍生历程，主张将学科体系及体系内部的专业放置在近代 欧洲民族—国家创建、世界霸权兴起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华勒斯坦等 1998）。对于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面貌，华勒斯坦等人的反思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我其论点抱有两点疑问。首先，华勒斯坦 等人基于社会科学总体史的研究认为，社会科学如要驱除它的权力阴 影，就需要抛弃学科的界分，凭依诸如“复杂研究”和“文化研究” 之类的超学科分析框架，挑战旧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学科分化模式。 而在我看来，虽然对于在学科建构非学术力量确实起着相当关键的作 用，但是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化似乎不应单纯被理解为“政府部 门专门化的需要”引起的；并且，将学科界线的打破看成是克服社会 科学历史问题的手法，显然忽视了近代西方知识发展的特殊逻辑及各 种知识生产和传播门类与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既互相勾联又 互相排斥的关系，忽视了知识对于其它种类的力量的超越性（哈贝马 斯 1999）。其次，华勒斯坦本人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前景时，似乎对 于“去西方”（de-Westernize）存在着过高的期待和过多的幻想。 他以为若社会科学能去除其西方中心论特性，即能脱离它的历史困境 （Wallerstein 1997）；而在我的认识中，华勒斯坦预期中可以起替 代作用的非西方（如中国）社会科学，却同样（甚至更加）难以摒弃 权力对自身的制约。正是这两方面的矛盾，促使笔者展开学科史的再 度反思。 一如对以汉语撰述和讲授的的人类学（一般称为“中国人类学”） 有所了解的学者所看到的，与华勒斯坦等学者所预期的不同，人类学 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不能说具备了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欠缺的超越 精神，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国家化的论述体系。相对而言，西 方的人类学或许应该说比较切近华勒斯坦等人的追求。华勒斯坦等人 认为，西方人类学是欧洲民族—国家治理其他社会的知识需要的必 然产物，是“帝国主义的侍女” （同上）。事实上，尽管部分的人类 学家曾经确实充当过华勒斯坦等人批评的角色，但作为一个整体，现 代人类学追求为世界和文明之“本我”的认识提供了一面“非我”的 镜片，完全与“帝国主义的情趣”不相投合。人类学学科综合了人文 思想、实证主义世界观和哲学观的旨趣，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即为西 方人文思想开拓了超越本文化、从西方文明迈向世界其他文化模式的 道路。20 世纪的前六十年，是西方人类学“现代化”的时期，此间 这门学科更集学苑之英华，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与世界观展开了 文化的自我批评（Marcus and Fischer 1986;王铭铭 1999）。那么 这样一门西学在中国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化的论述体系？为了解答这 个问题，我们显然需要直接面对华勒斯坦等人所忽略的“非西方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的“现代化”方式之间的密切关 系问题，而笔者将以“汉语人类学”（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为例来解答。 这里运用“汉语人类学”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