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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从我做起的公民意识 ──“上海应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之三 2011年1１月２2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吉方平 李影，上海一名普通的公厕管理员，她负责保洁的闸北区龙潭小区29号公厕,被誉为“全上海最好的厕所”。 　 “最好”的背后,是一种朴素的责任观。“公厕是我的岗位,也是我的家”，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外来女工,以七年如一日的勤勉工作赢得了这座城市最大的尊敬。 　　 李影对本职工作强烈的主体意识,恰与“责任”一词的拉丁文原意不谋而合──“我作答”;而在汉语里,“责”最早的象形字,则描述了“鞭打以求还钱”的场景。“作答”和“债务”，可谓责任的本意：人身处社会,背负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契约,身份,职业,财产，家庭……每样权利背后，都有一份对等的责任，需要人作出答复或偿还。如哲学家康德所说,“每一个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 作为一种内在的自主意识,责任的承担须以人的独立和解放为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极大促进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权利与责任相应而生，权利的获得,令无数普通人有意识也有能力主动承担起经济和社会的责任，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氛围。但责任的承担，也离不开外部道义的约束。某些失范现象背后,无论是地沟油上了餐桌,还是老人跌倒没人搀扶，皆可看到社会转型期部分领域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伤害了公众的道德信仰,最后导致某些人对责任的放弃与背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诚然,价值多元的时代,个人坚持何种信念与人生追求，决定于自身选择；但一旦个人都卸去了应该承担的责任,整个社会便如大厦失去基石，个人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倡导责任的价值取向，是指向每一个“我”的一岗一位、一言一行，更是为了社会群体对善的共同担当。 作为城市价值取向之一的责任,在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中找得见源头生成的因子。 　２０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一位网名叫“关山印象”的外地游客,写下了《有感于上海人的精细与务实》一文。令他感佩的,除了分列十几个类别的园区导览图、适合不同年龄游客高度的饮水龙头、复杂有效的排队管理办法……还有一名“背着工具袋、手拿锤头和螺丝刀的工人师傅”，认真地检查每条座凳,细致地加固每处松动。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城市之一,上海在上世纪初就逐渐确立起市场化的契约精神和生存法则，个人若慵懒和不作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就无法立足。长久以来，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岗位如何，市民工作起来总有一股敬业负责的精神,这大概是“精细与务实”的肇因。可以说,基于职业分工之上的责任心,是上海深入人心的精神要素,也是上海最令人敬重的传统之一。 但今天,上海倡导责任的价值取向,并不仅是对传统精神的珍重,更有基于现实的考量。 　 进入2１世纪的上海，市场、分工和契约等现代化的动因进一步增强，常住人口已逾2３00万，经济社会运行更加高效、更趋复杂,整个城市千条万缕、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久前的地铁追尾事故,足以说明在这样一个系统里，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小小疏忽，都可能如蝴蝶效应般引发严重的后果。 因而,适合今日城市形态之责任，必须是各负其责又有责必问、失责必究的自觉意识和相应制度。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建立在血缘和伦常之上的道德自律被削弱之后,在相互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如何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培育积极向上的道德与责任意识,这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无疑，适合今日社会特点之责任，既来源于个人自身的道德体验，也依赖社会契约关系来约定各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你怎样，社会就怎么样/你若爱,社会便不冷漠/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之后,这段话开始在网上流传。 的确，最终，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责任的主体承担者，我们该如何做? 　──责任，是对本职的尽力。 一个人的责任，与身份和角色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对责任的承担，以家族孝悌为核心，在关系伦理中自觉遵守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各种道德要求。而在现代社会，个体的身份和角色,很大程度由职业和专业决定，因而，责任首先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勤勉敬业、尽忠奉献,不折不扣完成各项要求。社会的美好，源自于每一个最普通岗位上的人们不敷衍苟且，不马虎塞责。 　 无疑,拥有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社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群体中起带头垂范作用。位高者责重，名赫者责大。对上海的党员而言，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而言，当下重于泰山的责任,便是承担实现“四个率先”、走在前列的国家使命,以及2300万上海人民的福祉和期盼。要以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的行动，对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