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理论.doc

制度主义理论 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行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而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他们对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他们指出，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提出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他们;“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陷。． 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矗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1] 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主导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它们使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问题，政府作用、政府职能等问题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后果、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例如加尔布雷斯的“制度演进 ”、诺斯的“制度变迁”和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经济学视角对制度进行研究，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逐渐兴起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然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力图解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正如维克多·尼所说：“事实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代表了现代实证社会学的主流。这一遗产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寻找的基矗”[2]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扩展了古是社会学中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向。． 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知识基础编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1.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1)． 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2)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3)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