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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面的方法论建构 一、平行研究的兴起及其方法论的问题 “平行研究” （parallel study） 的理念是由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 并引发了美法学者关于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和究竟“怎么做”的长期论争。这段历史我们比较熟悉， 无需在此赘述。韦勒克、雷马克等美国学者将探讨“文学性”或“美学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与首要任务， 并以此来矫治早期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疆域划分、方法建构等方面的过于机械与僵化， 这自然有其合理之处， 但同时也需指出， 他们在执着于理论“综合”的同时， 大都疏于方法论的建构， 甚至否定比较文学具有独特方法。在这批美国学者里， 似乎只有阿尔德里奇 稍微注意到平行研究的依据---可比性问题。他指出， 在美学视角下进行的平行比较 更重视“相似或契合” , 这种“没有接触的类似” 可使研究更多地关注“主要作品” （按：这是针对法国学派重视“次要作品”的主张而言的） 并探讨其艺术创造的过程；不过他接着又指出， 不必纠缠于方法论的问题， 相比于内容， 方法只是次要的问题 .倒是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中叶， 维谢洛夫斯基 、日尔蒙斯基 等俄苏学者所倡导的“历史比较诗学”对于“类型学相似”及其深层原因与规律的探讨， 更具有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启迪意义 （吴泽霖27-38;刘宁250-268） . 我国现代学者在中外文学“平行研究”及其方法建构方面主要表现出两个倾向：一是求同、求通的“比较”或“阐发”, 如钱钟书的《管锥编》， 无论是在“针锋粟颗”处的剔抉爬梳， 还是在东海、西海间求取“三隅之反”, 进而追讨“放而成山河大地”的共同“文心”和“诗心”, 他要“打通”的正是彼此之间没有事实关联的文学与诗学---主要是借助“比较”来清除遮盖了中西共同“文心”“诗心”的各种“迷障” .另一种是求别、求异的“对比”.这种论述更多， 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之后， 晚清民初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对西方文化具有较深认识的中国学者， 无不热衷于此， 如从最早的郭嵩焘、严复， 到梁启超、王国维， 再到陈独秀、胡适、鲁迅， 等等。这批早期中国学人的中西比较话语， 大体而言， 贯穿着一个不约而同的价值设定：作为“对角” （counterpart） 的“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 《比较如叶维廉的 当然也存在一种兼顾同异的主张， 在这两种倾向之间， 诗学》便是一例。叶氏虽然希望借助比较， 最终要求得对于“共同的美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的认知， 但他始终指明中西文学与文化理应通过“互照、互对、互比、互识”来“同异全识”:所谓“借异以识同， 借无而得有”, 是说“同异”“彼此”是相反相成的一对， “彼”乃“此”之“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这种研究及其方法论的应用比较少见， 不是现代中西文学平行研究的主流。 我感到， 对于“平行研究”, 不管其归旨是“求同”还是“求异”, 中外学者都对之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戒惧心理或不以为然的轻视心态。学界一般认为， 这种研究的“信用”是可疑的。早在1932年， 国学大师陈寅恪便主张， “中外文学比较”应只限于诸如“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 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 才能“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 因为这种研究的对象可以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而像“荷马可比屈原， 孔子可比歌德”, 甚至“古今中外， 人天龙鬼”之类的论题， 往往“穿凿附会， 怪诞百出， 莫可追诘”, 甚至造成“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 “无所谓研究之可言” ;换言之， 在陈氏看来， 此种研究根本就没有“信用”可言。有的当代学人指出， “平行研究”很容易落入“两极化思维”的陷阱， 容易以偏概全、将问题简单化而忽视文化内部的丰富多样性， 最终造成价值判断上的失当和“文化特性的误传” .应该说， 这些看法代表了学术界对平行研究的基本担忧。一位笔者很敬重的比较文学界老学辈， 甚至私下向笔者表示“平行研究是假命题、伪学术” （此处恕不注出） . 历史是复杂的。早在晚明西方文化初入中土， 中西之间的“平行比较”便已寖然展开；至晚清民初， 近现代中国之“自我”重建的伟大工程， 其基本架构完全仿效了西方的图式， 而中西之间的“平行比较”, 在推助“旧我”向“新我”的转型过程之中可谓甚有功焉， 岂可轻易抹杀？当然， 这种平行比较难免笼统粗泛。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 汤用彤即把包括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内的中西文化比较论着视为“浅隘”之论， 批评这些研究“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 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 是学术与文化之“衰象”的症候 （汤用彤20-23） , 但是贬低并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