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资料讲解.docVIP

经济、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社会历史，就是指人类活动进程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人类生活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等都包含在其中。 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科技、文化、艺术、政治等。那么什么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呢？因素有很多，如生产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人民群众，英雄人物。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生产力代表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也就是一个国家能创造的财富。所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代表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会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经济基础通过决定政治、文化来决定社会历史。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了其他一切活动。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哲学、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都是社会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表现；而这一些阶级的产生、存在，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所制约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这些生产关系原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但此时变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关系的进步与生产力是不可能同步的，所以束缚关系的产生是必然的，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所以我们说，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变革产生的，即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的发展。 社会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 谈到经济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人们可能会想到政治、哲学和数学等，从经济学的起源来看，这种流行观念是有道理的。但是，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重要的相关性。 回顾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凡是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都是在对前人的思想或经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其理论创新的。例如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一部具有吸引力的编年史，充满了睿智的见解和生动的历史事实。人们能够读懂，并且确实被广泛阅读。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它，而且，不考虑它的影响，就无法理解议会的立法和公众的意见。”西方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在提出其理论时都严重依赖社会历史知识。在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索尔斯坦·凡勃伦、克拉克和威斯利·米切尔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对历史的这种依赖显而易见，同时在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包括奥古斯汀·古诺、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欧文·费 雪等人，亦是如此。 历来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活动，它的运行和绩效是检验经济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而能够被拿来用作检验实例的，只有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即历史。一种经济学理论如果获得了历史的证明，那么它的说服力大大增加就将是毫无疑义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新经济史”的研究者——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通过他们的杰出工作，“证明了经济分析中加入历史因素的需要”。当人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审视时，历史不仅不再遥远，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认知价值。 综上所述，经济基础通过决定政治、文化来决定社会历史，而社会历史与经济学研究又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历史的进步。 有意识地思考和研究自身的历史，是人类的特点。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人类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关注，长期创造形成了一种产物，就是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人类生活的特点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原来的物理世界，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谓的“感性世界”。他们认为，“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样的“感性世界”，可以看作是人所创造的文化世界。 所谓历史的产物，并不单纯指以前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指它是人类在世代延续中不断创造的积淀，即文化成果凝聚在物质产品之中。实践的物质产品中凝聚积淀着文化的成果，这是人们所公认的。考古中发现的人类活动的遗物之所以称之为“文物”，就是因为它是一定历史时代人类文化的标志。现实中从服装到建筑，人们不仅仅将它们看作物品，更看作一定文化的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其中包括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文化积累。以儒家伦理文化及其伦理精神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随着历史的流淌，深深融入到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慢慢积淀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心理和行为方式，凝结成中国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