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赦免制度该何去何从精选文档.docVIP

我国赦免制度该何去何从 　　我国的赦免制度，源远流长。在我国现有资料中，最老的是《周礼. 司刺》的三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童愚。从制度成熟的程度看，绝非创始于周代，而是承自商代甚至夏代的。”[1]而在汉代更有赦除减等之制。唐律则有赦降之例，宋、明、清法律因袭唐制，亦有赦免之律。总之，我国古代自夏商以后，几千年都有赦免之制。赦免制度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然而，反观我国现阶段的赦免制度，却发现并不乐观，并存在诸多缺陷，亟待完善。 　　（一） 赦免制度的意义 　　长期以来，赦免制度的存废之争从未休止。主张废除赦免制度的人认为，赦免是对犯罪人无原则的宽大，会降低国家的威信，破坏法律的尊严，不利于建立法制国家。但是，主张赦免制度的论者认为，赦免制度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刑罚本身起调节作用。法国学者曾说过：“赦免是处于过于僵硬状态的法定处罚的一种补赦，是刑事制度不可或缺的安全阀。”[3] 　　赦免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直接或最突出的作用，是补充法律之不足。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条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完备。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举凡一切应行从轻议刑的场合，亦决难解其一一规定而无缺失，倘没有赦免机关的设立，以行所谓大赦特赦之权，则法律之穷将无从补救。”因为法律，特别是刑法，具有相对较强的稳定性，其使用条件比较严格。如刑法中的假释、减刑、缓刑等制度，同赦免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相似，这些制度对罪犯所判刑罚的轻、服刑期限的长短、服刑的表现都有严格规定，往往不能适应特殊形势下减免犯罪人罪责与刑罚的需要。而赦免制度在适用上比较灵活，正好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所以，就法律规定的僵硬性而言，附以赦免这一制度来弥补法律的缺陷是大有必要的。 　　（二）我国赦免制度之现状 　　依据我国法律上的规定，1954年宪法规定有大赦和特赦制度，并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大赦权，而特赦的决定权则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统一由国家主席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但是，有关赦免的规定在1975年的宪法中取消了，而1978年的宪法也取消了全国人大关于决定大赦的规定，而仅保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的规定，并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另外，在我国刑法中对累犯的规定中，也提到了赦免，所以，赦免在此是作为以刑罚执行完毕相当的措施，但是，此处的赦免应是指赦免或赦免性免刑，因为大赦是可以消灭罪犯的犯罪前科的，使其再犯罪时不构成累犯。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赦免制度也有所规定。该法第15条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由此条文可见，似乎刑事追诉权，刑事裁量权，甚至宣告行为人无罪都可通过特赦来消灭。但是，这些效力只有传统的大赦才具备。此外，在我国的母法《宪法》中仅有2个条文提到了赦免，即《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第80条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赦免的立法条文是比较少的，从上述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有关赦免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的，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更没有任何法律对赦免的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等作出规定，这也造成了我国赦免制度立法的虚置，因此尽管对赦免有规定，但规定得过于粗陋，以至于不可操作执行。[4] 　　从实践上看，我国自建国以来，也实行过几次赦免制度。对日本战犯实行了赦免释放，对国内战犯也实行过特赦，但从未实行过大赦，迄今为止，共实行过七次特赦。这些赦免的运用，均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其缺陷和不足也是如影随形的。首先是赦免对象的局限性。除了第一次赦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夕，对在押的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其余的几次都是战争犯或者政治犯。其次，我国特赦是附条件的，要求犯罪人认真接受教育改造、真诚悔改，这不符合赦免不考虑犯罪人悔罪态度这一特征。再次，我国赦免是有限度的，要求犯罪人必须服满一定的刑期，而且不是全部释放，而是减轻残余刑罚，这似乎不应看作是赦免，倒更像是普通人的减刑。 　　（三）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论述可知，赦免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赦免状况又不甚满意，所以，很有必要对我国赦免制度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恢复大赦：主要理由有：首先，我国曾有大赦的历史。1954年《宪法》就曾有关于大赦的规定，所以恢复大赦不会让民众觉得因陌生而难以接受。其次，恢复并完善大赦也是为了顺应国际发展的趋势。当今世界上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保留了大赦制度。在《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中也有关于大赦的规定，而且我国已经加入该公约，并未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