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三祖的文学观及其发展.docVIP

桐城三祖的文学观及其发展 2002010380 02中文系编辑出版（1）班 马玉超 桐城派是清代延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发端于清初，兴盛于清中叶，其余绪直到清末民初，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以名派。上述三人亦被称为“桐城三祖”，其中方苞是此派始祖，刘大櫆续作开拓，姚鼐集其大成，姚氏之后桐城派声势日大，门庭日广，许多入派者已不是桐城人。桐城派在理论上以“义法”为基础，建立起严密、完整的文论体系，契合古文发展的格局；在创作上讲求凝练雅洁，清通畅达，文从字顺，有利于文章的流传，也有利于扩大影响。但它在思想方面多以程朱理学为指导，在艺术方面有时也失之于枯淡庸弱。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还衍生出一些有各自特色的流派，较为著名的是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和以曾国藩、曾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湘乡派。 桐城派深入全面地对古代散文遗产作了审视、研讨和总结，欲从中寻找出散文创作的理论性规范，作为今后古文写作的指导性原则。 （1）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首先树起“义法”说的大旗，所谓义即言之有物，也就是以宣扬理学道统为宗旨的思想内容；所谓法即言之有序，也就是写文章的种种法则和规矩。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义法”说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其次是提出了“雅洁”说，即在语言上要求“清真古雅”，为此必须刊落冗辞，删芟“枝义”，力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这就给散文建立了更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方苞的主张客观反映了要把古代散文从理论上加以规范化、系统化的历史要求，不无可取之处。 （2）作为桐城派的拓大者，刘大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将方苞的义法理论予以深化和具体化，他一方面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充实言有物的内容；一方面对“神、气、音节”等行文之道给予高度重视，大大突破了言有序的范围。二是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把难以把握的“神气”与具体可感的音节、字句联系起来，这就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也使其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3）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上对方、刘既有所继承，也有所修正和发展，从而完善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首先，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和学养统一；又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济为用，以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其次，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主张两者应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这一看法已触及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在美学理论上有着新的开拓。最后，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使桐城派理论更加细密、完整。另外，他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纂》，一为作文示范，一为标榜文统，流布很广。 “桐城三祖”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实绩。方苞的古文大多为崇道明经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应用文字，道学气味较浓，但一些记事小品和山水游记写得较为出色，选材精当，剪裁干净，体现出严谨雅洁之风，代表作品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刘大櫆因终生仕途失意，故为文多叹穷言愁，寄愤骂世，充溢着一股比较特异的雄肆奇诡之气，在艺术上以辞采绚烂，音节铿锵称胜。姚鼐一生致力于古文创作，其文材料充实，视野开阔，语言流利清新，刻划生动，颇具文采，特别是在篇章结构上，起承转合，宛转自如，已臻化境。代表作品有《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