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初动时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docVIP

PAGE PAGE 1 - -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杨国桢. .收稿日期：2006-06-06 作者简介：杨国桢(1940-)，男，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　要：1926年设立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复兴国学春雷初动时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动作中采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现代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科建设；国学研究 1926年设立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复兴国学春雷初动时的一次重要的实践。但它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还是近年来的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一定意义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是厦门大学的学科建设，而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回溯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学对于当今自主创新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 厦门大学为什么要设立国学研究院？这要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说起。 光绪十六年(1890)，17岁的陈嘉庚出洋到新加坡经商。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1912年秋回国创办集美学校，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都是“为爱国愚诚所迫”。他认为：“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1]“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2]“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专门知识，不足躇等以达。”[3]1918年6月18日，他又在新加坡《国民日报》上说：“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乎。”明确地把兴学与“保我国粹，扬我精神”联系在一起。 兴学，就是办新式学校，推广科学教育。陈嘉庚指出：“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4]但科学之教育，并非全盘移植西方学科，抛弃中国传统学术。1918年，新加坡美国教会拟筹办星洲大学，请陈嘉庚首捐十万元(叻币，下同)以为华侨倡导，他当即应承，“但声明以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所捐十万元作该科基金为条件。”［5］可见他对大学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视。1921年6月，陈嘉庚选择林文庆为厦门大学校长，认为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而林出任厦大校长时，曾向陈嘉庚询问办学的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他的回答是：“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6］这些均使厦门大学在创办之初，便与振兴中国人文学术结下不解之缘。 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未来充满信心。1923年4月3日，陈嘉庚写信告诉友人说：“余料不出二三十年……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7］陈嘉庚经营的产业，以树胶(橡胶)园、树胶厂、制造厂为大宗。5月，他宣布将在新加坡的四千英亩树胶园及陈嘉庚公司股本1/3余，拨充为厦大基金。1924年，英国在海峡殖民地实施“斯蒂文逊计划”(Stevenson schfeme) ，限制树胶出产，抬高了树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925年，胶价由每担30余元，逐月上升，至冬间竟达200元。这就使陈嘉庚企业利润大增。他后来追忆说：“当四十六岁倡办厦大时，已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由五十岁至五十二岁三年(1923-1925年)，为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8］(P420,414)他决定加大对集美、厦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8］(P420)1925年，他规划今后四年，厦大每年招生二百名，预计设备、建筑和常年费共须五百万元，“若胶价果能如弟所按者，则供给额数或可再增多少。”［9］这就使厦门大学获得加速发展的独特机遇，“其经费之充裕，设备之完全，不仅为南方各大学所不及，即全国公私立大学能与之匹敌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6］在陈嘉庚的热心资助下，厦门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便提到日程上来。 二 厦门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