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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权益亟待保护 ——从“河南七名儿童被父母出租到三亚乞讨”的案例说起 近日知名学者于建嵘发起的“微博行动”在我国的媒体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媒体联动进行解救儿童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月12日《河南商报》报道了“河南周口七名儿童被拐到海南乞讨”的事件，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儿童权益保护的热议。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以至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此不堪，面对这么多的质疑，我们有必要通过这个案例来发现我国儿童权益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我们试图从多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找出背后的深层此原因。 据《河南商报》的报道，七名儿童被曝在三亚街头演艺乞讨后，河南媒体和当地媒体的联动，进行一系列的跟踪报道，随即河南警方前往海南将孩子们接了回来。但是孩子接回来却发现四个孩子不是当地的，这四名“不明来历”的孩子，据说是当地的“家长”租来的，很可能是这几个人租来送出去赚钱的“工具”，目前尚无报道证实这四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当地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村子的许多孩子都经一个叫翟雪峰杂技演出班老板带出去表演杂技，并向家长们承诺“每个月会有一千元”的工资收入，然而这些孩子出去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周口警方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孩子和当地的卖艺组织者签订了《聘请演员合同书》上面有孩子家长签字，也明确写到“每月工资一千元”的条款，这说明家长是知情的。随着调入的深入，记者们发现这种现象在当地很是普遍，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举报，政府似乎是对此事一点不知道。此事经报道后，当地法院判决翟雪峰赔偿其中一名儿童的家长王海英93139元。但是至今为止仍没有拿到赔偿，当事人翟雪峰也未能出现。 这真是匪夷所思。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更严厉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据上述法条，这7 名儿童的家长已涉嫌刑事犯罪，他们面临的应该是检察机关的刑事指控。 其实，结论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孩子的家长把儿童作为牟利的工具，无视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继续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了。国家应该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而将这些权利转交给那些有能力、有意愿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的家庭或者社会福利机构。 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并没有一部合适的法律来支持这样的行动。那么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法律来规范呢？其实这就应该先探究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仅从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山村，一般是因为家庭无力抚养孩子造成的，在家里的基本生存没有保证，还不如出去乞讨，还有一线生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面对这样的环境与背景，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个人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国家有义务介入进来，何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不能只把儿童的基本权益当做一种简单的保护，而应该把儿童的发展作为一项必须的福利保障。 那么我们的国家责任到哪里去了呢？尽管有学者称“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 包括《婚姻法》《继承法》《义务教育法》等基本法规以及有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然而目前为止我国唯一对儿童福利有所提及的是《儿童发展纲要》，这里只是笼统地宣布要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但并没实际的可操作性的措施来保障这些承诺的落实。另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 由此而看制定一部《儿童福利法》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有先例可以追寻的。那么如何来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呢？制定什么样的内容呢？制定这样一部法律需要结合我国儿童的现有状况和对未来儿童福利发展有指导向意义的法律。据统计，目前中国14 岁以下的儿童有3.8亿人，占总人口的1/4 强。其中，大部分又是在农村的孩子，在我国现有的转型期间，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部分儿童的问题涉及到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再进一步，据陆士祯建议：儿童权利保护是我国儿童福利的基础，救助是我国儿童福利的最基本的底线，教育是我国儿童福利的核心，健康医疗是我国儿童福利的重要组成，文化娱乐是我国儿童福利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家庭保障，国家要给家庭必要的补助来完善这个任务，这样既可以强化传统的家庭互助观念，也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也更有能力来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