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兴衰的历史背景.pdf

汉大赋兴衰的历史背景 即炎 汉大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它的兴盛和衰落与时代有着密 切的关系;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 人们在谈到汉大赋兴盛的原因时,多以为是汉帝国的强盛给文学 家以创作的激情,客观上为赋提供了创作的环境。其实仔细追究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历史偶然与巧合,正是这种偶然与巧合,成为汉大 赋的兴盛和日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承认,汉代的几位皇帝对汉大赋的繁荣和日后的衰落起了重 要的作用。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但有治国的才略,还具备了文学家所 应有的创作和鉴赏水准。在他即位之时,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建设 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在文化事业上网罗人才,积极建设,在这个前提 下大赋应运而生,其契合点就在枚乘身上。《汉书·公孙弘传》载: “上 (武帝)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不 幸的是枚乘病死途中,没有享受到武帝将要给予他的礼遇,但是,这却 预示着大赋将要引领汉代文坛的前景。枚乘的代表作《七发》被誉为 是汉赋发展史上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它不仅从结构和语言上对后 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内容上,后 来诸家并没有跳出它的范围: “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 极蛊媚之声色。” 武帝提倡辞赋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汉初,一些不 安分的诸侯王以招贤纳士为名,网罗人才,积蓄实力,企图取天子而代 之,吴王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实力比较雄厚的还有楚元王、 河间献王、淮南王等,各类人才也多集中于诸王门下。武帝大倡辞赋, 为赋家提供一定的待遇和机会,将诸侯王左右的游士吸引到中央政权 周围,为汉天子的兴废继绝而润色鸿业,完成了汉代文士从诸侯王的领 地向中央政权靠拢的政治转移,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步武帝后尘热衷于辞赋的是汉宣帝。他有一段关于辞赋的高论常 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汉书 ·王褒传》载: “上曰: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　, 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 尚有仁义风谕,鸟兽 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从美学角度来看,宣帝把赋的 价值世俗化、实用化了,把赋与博弈、流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它除了 能够遣兴娱志之外还有一点点宣传教育作用,宣帝的这一认识虽然不 失其客观性,但比之武帝那种附庸风雅、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审美 要求是大大倒退了一步。 武帝的文化建设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代天子的审美需要,而宣 帝则多了享受生活的成份,他的言语侍从们也由于体会到赋家地位的 微卑,因此那种向上的主动和热情都减弱了许多,但又因为摆脱不开所 处的境遇,而真正沦为纯粹的言语侍从, “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 下, 以差赐帛”扬雄认为大赋的华丽形式损害了它应具有的讽谕功能, 在干预政治方面,不但没有发挥讽谕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的奢欲,加 之他极不满意赋家在帝王心目中类似倡优的地位,因此不但辍不复为, 而且攻击有加。扬雄对于大赋的批评长久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看法,认为大赋浪漫的想象、夸饰,语言的华美是腴辞害骨,不应提倡 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枚乘、司马相如的代表作 都批评道: “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他所认为的大赋应该 是以儒学为思想基础, 以朴实的外表,讲述与国家和社稷有关的内容,而 不应夸而失其实,丽而没其质。大赋的创作在扬雄、班固这里发生了 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 班二人的思想局限。大赋初创时期的浪漫和热情洋溢、文辞斑斓等, 都为凝重、板滞和经学气息所代替,模拟的作品越来越多,讲经论道的 分量愈益加重。 东汉后半期的 100 年中,帝王一改前辈的励精图治而生活趋于奢 靡, 帝王对辞赋的兴趣再次削弱。马融在《广成赋》中因为讽刺了那 些兴文德、废武功的当权人士,得罪了掌权的邓太后及其外戚兄弟,滞 留东观十年不得升迁,这对当时的赋家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赋家也就逐 渐地从皇权的生活中退了出去。此后除了张衡的《二京赋》外,汉代 再无其它大赋作品出现,整个赋体文学的主题呈多元化倾向,各叙其事, 各抒其情。 从大赋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衰变主要表现在: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