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程与传统文化复兴(文化背景栏目).docVIP

现代化历程与传统文化复兴 　 　　 　　 　 　 　　 　　 　 　　 　 　 ————摘自《 光明日报 》　 　 　 　　 　 　 　 　 　　　 　 　　 　作者 刘小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幽闭国门的鸦片战争;而国人真正具备自觉的现代意识，把现代化看作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变革过程,则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时期，一批具有新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像他们的前辈改革者那样，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而且进一步把这种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上的蒙昧和道德上的堕落，从而掀起了一场“砸碎孔家店”、摧毁旧道德的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们看来，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昭示了一种进步的新前景,而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不如人。在2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陈独秀针对梁启超等人的“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科学技术,东方文化的优势在于伦理道德”的观点明确表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说到底就是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而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就在于有无民主和科学。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序经则认为，西洋文化代表着现世的趋势,它远比中国文化进步,因此要想救治中国的危亡,必须“全盘西洋化”。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具备了自觉的现代意识；但同时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造成了一种误解,那就是简单地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确实是从那些率先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的西北欧国家(荷兰、英国等)发轫的。而后，又与西方列强所推动的殖民化浪潮相互激荡，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扩展涟漪，将非西方世界的那些古老文明国度和蛮荒之地裹挟进西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之下，使其走上了一条畸形现代化(殖民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现代化与西方化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西方化改造。但二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现代化开始与西方化逐渐剥离,成为世界上各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20世纪全球政治地理经历了从一个世界到三个世界，再到多个世界的变化。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之为“全球帝国”,全世界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文化俨然成为全世界的教师和典范，因此现代化也就等于西方化。到了２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现代化开始与西方化相分离，成为三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一个以文化为基本标志的多极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于是,现代化不仅与西方化相分离,而且也开始与特异性的文化因素相联系,从而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印度特色的现代化、伊斯兰教特色的现代化等诸多的现代化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化就成为现代化根苗得以滋润和茁壮生长的重要土壤，“现代化而不西方化”则成为当今非西方世界的一种普遍应战模式。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这种复杂性，厘清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重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器物和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文化实为“以文教化”，即特定历史——地域范围中的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养、宗教信仰和价值熔铸，它具有特异性,构成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文化上避免落入西方化的窠臼?这已经成为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非西方世界的本土文化曾经在殖民化过程中历尽摧残，因此上述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文化重建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东方各国的社会精英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规范的同时，自觉地提出了一种振兴本土文化的要求。 　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古老文明国度,与印度、阿拉伯地区一样经历了殖民时代的苦难；在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也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着文化重建问题。如何建设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适应时代潮流的当代中国文化，这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在经济腾飞和政治改革的同时，必须确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