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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２１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 “四化”问题 潘石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从根本上决定 21 世纪中国政治经 济学的命运。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分反映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是时代的本质规定 与基本要求；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学还必须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这是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根本要求。由此看来，新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就应是和平与发展之 经济学，亦是改革开放之经济学，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既遵循世界经济一般运行规则又反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新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创新之学，是发展之学。所谓创新发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大胆创新，推进其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 化而变化。只有丰富多彩的实践才会使科学理论之树常青。 为了推进 21 世纪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大革新、大发展，我认为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国际国 内的实践，切实抓好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四化”问题，一句话，全力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 科学化与现代化。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及“西化”问题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国 家——英国。伴随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 而生。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本质上也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学说，尚存在一些不科学的 成分，但由于它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客观规律，符合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根本的利益要求，代表着和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 向，因而它还是一种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她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 科学继承和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对中国来说，无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舶来品”，都 是直接或间接从西方国家“输入”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有两条 渠道：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即直接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翻译介绍到中国来； 二是“间接从西方输入”，即直接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传播到中国，这是 间接从西方国家输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输入或传入中国的，那么从始至终都存在 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何同中国的国 情或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以下三种倾向：一是修正主义倾向。 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修改”，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 张“议会道路”。这在实际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和精髓，使之变成了为资 产阶级服务的工具。二是教条主义倾向。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当做“永恒真理”、 “终极真理”或千古不变的教条，不顾中国国情，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原理和词句，机械地照搬照抄，或简单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 些原理“对号”，这种教条主义既严重贻误了中国革命，又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这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许多典型的例证。三是“无用主义”。 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即存在。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于中国革命“无用”也“无益”。以上三种倾向在不同程度上阻碍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其中最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之所以这样讲， 是因为教条主义存在时间长、危害大，并且较难以根除。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理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活学 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 化”，从而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理论“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和产物。可以肯定地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 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 化”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