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与罪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曾国藩.docVIP

国士与罪臣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曾国藩 终其一生浸淫于传统儒学教化体系中的中国文人士绅，对于生前身后名的执着，大概是其他文化体系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春秋一字之褒贬，便可囊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世上行走数十年的所有功过。然而可悲的是，关于历史的话语权并不能始终掌握在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手中，已化作一抔黄土的人物，时常要被放在胜利者的刀俎之下切削烹调一番，以不同的甚至迥异的面目任人臧否。曾国藩，这位一生在忠于朝廷和背叛民族的刀锋上起舞的晚清重臣，更是难免被贴上毁誉参半的历史标签。毛泽东曾在研究涤生文集后发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慨，推崇者眼中的曾国藩堪称国士无双，而历史中却又不乏贬责之声，斥作诡谲残暴的罪臣。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说：“天下唯庸者无咎无誉。”作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在他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大抵也是以这样的信念支撑着自己矛盾的灵魂吧。 对于一个具有深度和矛盾性的历史人物，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才能看到3D立体的、更接近真实的影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评价曾国藩，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承认和正视历史，摒弃先入为主的片面观点，不盲信被别有用心者剪裁包装过的“圣贤”或“汉奸”形象，尽量从不扭曲、不篡改的历史事件中搜寻曾国藩的生平，再予置评； 其次，联系历史背景来分析历史人物。人是时代的产物，纵是权倾一时的曾国藩也同样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并不能完全操控自己的命运。了解了一个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性和包容性就更进了一步。 最后，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历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是接受还是摒弃、是褒是贬、是全盘否定还是有选择地利用，这是我们必须做出抉择的。 曾国藩（1811-1872年）， 湖南湘乡人，字 涤生，是 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有学者说，若以人物断代，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史之最后一人，近代史之第一人。曾国藩的一生，从资质不佳的读书郎到统帅湘军官居一品的总督，充分证明了一个平凡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能够达到怎样辉煌的高度。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此外，曾国藩以儒家精神治理湘军、以《讨粤匪檄》鼓动知识分子脱去长衫投入湘军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亦堪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在道德方面，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甚至被后世推崇者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在仕途方面，素有“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之说，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在人才建设方面，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 而传诵至今的曾国藩家书家训，又证明了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 然而，这样一位“完人”的身后也有许多咎责的声音，身为汉族子弟却听命于满清政府“为虎作伥”，于官场结交党羽，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杀人如麻，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曾国藩的幕僚 赵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