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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章程的讨论 作者：崔之元 一、导言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 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 亚洲危机的起因与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１９９２年 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 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 ）， 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 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 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 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 率从而增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的观点。他本人１９７９年提出“第一代模型”， 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 [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 ）则进 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 贷款人（marginallender ）”。[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洲危机 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