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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文学理论是否陷入危机 当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学科的文学 理论陷入了危机。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 感”的产生虽然有现实人文环境的挤压的 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 下，就文学而言的“文学性”的内涵发生了 膨胀、扭曲或游离，以至文学的内涵发生变 化，外延发生移位了。所谓文学性问题，其 实是探讨“什么是文学”的一种方式， 它试 图辨析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 同时从 逻辑上提出了 “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 些”的问题。“文学性”问题之所以重要， 理论家们之所以不断思考这一问题， 往往并 非真正确认哪些文类包括在文学之内或者 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 其他时代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 而是在于探 讨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规范作为志业的 文学研究活动。因为文学性研究可以作为理 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 运用这一工具, 可以阐明文学的基本风貌， 能够进一步指导 和规范文学研究。 一、西方的“文学”形成于 19世纪 “文学研究”成型于 20世纪；而中国的 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则是在 20世纪初民 族文化与学术随着民族国家建设从古典一 步步卷入现代的结果。至少在20世纪以前， 传统文学尚未完全从文化领域中析出， 专业 的文学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们对于文 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理解， 有着较为稳定的内涵。虽然并未运用“文学 性”这个词，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古人的 观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 文学的内涵也比 较复杂，但潜在的“文学性”指向却依稀可 辨。在儒家经学话语中，文学性指向在先秦 两汉时期定型为“诗言志”、“发乎情，止 乎礼”、“主文谪谏”等礼乐文化和传统秩 序的内涵。在被后人说成是文学自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性指向“错采缕金”、 “声偶为文”的语言形式和文体样式。 在唐 宋道家释家文论话语中， 文学性指向“法天 贵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镜花水 月，羚羊挂角”的“兴会神味”的士人文化 意蕴。到了元明清各类文论话语那里，文学 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牵挂于理学家的“文 以载道”，或者落实为古文家的“气盛言 宜”，或者收缩为儒家学者的“文德忠恕”、 “修辞立诚”而已了。 20世纪对于西方与中国来说， 可谓是文 学研究全面体制化的时代， 往往被人们称为 “批评的世纪”。就 20世纪西方上半叶而 言，“文学性”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和理论导 向，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使文学进一步从社 会文化系统中逐渐分析出来，形成一个相对 独立的文学研究系统，乃至文学理论的亚系 统。不管科学主义文论还是人文主义文论持 如何不同的文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学 性”的大致确定和默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 大系统中文学研究的版图呈现出大体清晰 和稳定的面貌。此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 出“文学性,，术语，英美新批评提出“文学 本体论”，功不可没。它们将内涵确定为文 学语言自身或文体形式等， 奠定了文学研究 的形式主义基本范式，影响巨大。 随着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文化重建工 程的开始，中国的文学研究开始出现。章太 炎、刘师培、王国维、黄侃和鲁迅以及“五 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潜在 的“文学性”指标来把握文学， 提出自己的 文学理解、文学主张和发展方案，并注入民 族内涵。“五四”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和 文化形势的变化，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 蓬勃发展，一步步体制化，文学研究先后沿 着西方化和苏俄化的方向发展， 文学性的内 涵也渐趋复杂和细化，并富于高度的现代性 张力。80年代以来，在西方范式影响下，“文 学性”举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审美活动，故 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或特征， 逐渐成为 共识。如同先锋派写作一样，文学理论在当 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急先锋的作用。 表面上, 这种文学理论研究相对于新中国三十年而 言是一步步边缘化，但自主化与自律化的努 力却有着非常浓重的现实内涵和历史内涵， 即采取与社会或政治隔绝的方式，转而从另 一整体生活的、审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 入现实。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纪之交， 文学 理论学科建设意识逐渐加强，文学理论获得 了自主性和相应的现实性。 人们反思单一主 体思维的独断性，注重主体间的对话，文艺 学开始走向开放、多元和对话，文学研究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纪下半叶，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 兴起，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指向发生 激烈而根本的变化，即从对文学作品的语言 和形式的关注，一步步转向人类学的普遍性、 在世的修辞性和现实的文化批判。随着资本 主义政治的加强和文化语境的保守化， 文学 理论和批评趋向于把文学看作是作品与产 品的结合体，即把文学作为具有审美风貌的 作品的视角，与文学作为机构和产品的视角 融合起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与此同时，在罗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