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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JIANFANG123 《促织》的思想性 /SHANGJIANFANG123 PAGE 683 《促织》的思想性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最好的作品之一。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据张元所撰的墓表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阨穷困顿，终老明经”的知识分子，由于“侘傺失志，濩落郁塞”，他才“俯仰时事，悲愤感慨”，而写出他自称为“孤愤之书”的《聊斋志异》。 《促织》写成于什么时候，已没法考定。据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说：“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先生40岁。是年《志异》书大体已成……先生壮岁治举业，中年则肆意著述。《志异》一书，为平生精力所萃，然多为中年所成，故篇篇精妙，为传世之作。”蒲松龄自己也说：“《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语寒灯夜话时。”②我们不妨假定这篇《促织》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他30岁至40岁这十年间写的。 《促织》开头有“宣德间”字样，但我们不要机械地据以断定故事发生时代就是明朝宣德年间。③通行本《志异》中对这篇作品有一段王渔洋（士禛）的评语，认为作品中的故事，可能不是发生在明宣德年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蒲松龄把故事发生的时代假托为明朝宣德，恐怕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康熙初年，满族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压制汉族读书人的思想。如《明史稿》案，“杀浙江人庄廷钺，戮其兄廷鑨尸；株连死者七十余人”，连作序者、校对者、买书者、卖书者、刻印工人等，都被杀害，有的还是全家被害。“自《明史稿》案发生后，文字之狱大起”，“江南民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因为选辑两卷诗集，“皆弃市”。④“其他如顾炎武在济南下狱，黄宗羲则屡被悬名拘捕，王夫之被迫流亡湘桂黔的苗瑶山洞中。”⑤这样的“遗泽”决不会轻易就在汉族读书人脑中消失的。蒲松龄这篇作品中不但有“宫中尚促织之戏”这样的话，还有作者自己的一段评论：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⑥ 这分明是同情被迫害的人民，对“天子”有所评议，而对官吏明显地公开地指斥、抨击。 《促织》写的是一个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成名一家的悲惨遭遇。造成成名一家的灾难——也就是造成人民的灾难的直接原因，是各级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贪暴。他们升官发财和他们的荒淫生活都是建筑在人民的血泪之上。出现在作品中的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他饱食终日，靠斗促织之类来打发无聊的日子。因为抚臣进贡一只“轻捷善斗”的促织，就“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为了满足皇帝的荒淫腐化的生活，并给自己制造升官发财的机会，官吏们就凶暴地逐级勒索。作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的贪暴、横蛮和迫害人民的罪行。“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上官就责令华阴令“常供”，华阴令就“责之里正’，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当他们找到一只“轻捷善斗”的促织，满足了皇帝玩乐的要求时，从巡抚到县令，就都得到升官发财的酬报。作者的揭露是有意识的，前面谈到的他在评论中对“官贪吏虐”的指斥，就是极好的证明。他还有这样一段话：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天将以酬长厚者”这样的观点是并不高明的；但“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和“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等语，分明带有讽刺意思。作者有指斥“官贪吏虐”的进步观点，才使这篇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倾向性。 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站在人民一边，同情像成名那样善良的人的悲惨遭遇，特别是由于作者具有对下层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生活的体验，才能塑造出像成名那样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蹂躏的罪恶。 “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他就是这么一个被欺骗的老实的下层知识分子。“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操童于业”的他便只好在妻子的劝导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於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地去捉促织了。当然，这样的人是很难捉到善斗的促织的。“宰严限追比，旬余，仗至百，两股间脓血流漓，并虫也不能行促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已够悲惨了，但更大的悲剧却是他偶然地找到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而又给9岁的儿子失手弄死了——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未几而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稿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