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末民初的变法思潮 思潮.docVIP

评清末民初的变法思潮 思潮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清朝统治末期至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这段历史，充满了太多的动荡、骚乱、屈辱和血腥，似一杯浓茶，细品之下，虽入口极苦，可收获的是清晰可辨的舒畅、洞烛其观的快感，以及反躬自省后的释然。 　　一、发现差距，寻找出路 　　元朝，成吉思汗四处征战，一度几近威胁欧洲，中国版图空前强大。明朝，对外商贸发达，使我国积攒了大量白银储备。当时，世界各国尚处在未变革或正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其生产力并未超越华夏民族。清朝，“康乾盛世”的辉煌更是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顶点。然而，闭关锁国的后果却使国人对外界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闭关前的状态――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强大、最具智慧的民族。大批传教士此时来到中国，从事教书先生、画家、医生等这些为清政府服务的下等角色。在清政府眼里，他们俨然是奴才，他们代表的国家俨然是蛮夷。 　　可到清朝末期，昔日的奴才造反了，携坚船利炮来抄主子的家。这些昔日被清政府看不起的蛮夷居然边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边羞辱嘲笑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残酷的事实让既好面子又嘴皮硬的国人再也无话可说，国人擦干被吐在脸上的口水，捂着被掴的耳瓜子，终于开始关注世界形势，努力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最终正视了事实：我们落后了，挨打了！ 　　很多学者把清末民初的变法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相比，诚然它们有共同之处――因为图强，所以变法。谁强大，就向谁学。但它们还有本质之别，即：向谁学？学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自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强大后，各国不约而同地向秦国学习。可说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关上家门的内部学习。好比家里的老大读书考上了状元，于是老二、老三等这些想学好的孩子们看到老大成功后都开始向老大学习，掀起了学习风暴。学习的资源也好比是从这个碗里舀到那个碗里，但说到底都来自中华文化的一口锅。 　　清末民初的变法思潮则不同。首先，学习的对象让国人很难接受。他们不是自家人，而曾经是我们的穷邻居抑或远方的顾客。虽然他们现在强大了，但国人都没看到他们是如何强大的，又怎能毫不纠结、毫不怀疑地坚定学习？其次，学习的内容也让国人很难接受。英法德美俄等国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甚至某些方面对立冲突得极其严重。没有内心认同的前提，自然学习得很痛苦，经常不得其法，更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乌龙局面。若每口锅里都盛一点，和着自己碗里本来的那点，最后汇集到碗中的就和那泔水也差不多了。 　　现实终究残酷。向来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人都认同一个理：不管怎样，必须要寻找出路！且必须要向强者学习才有出息！至此总归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法治学习的对象和内容的大方向确立。 　　二、自我反省，价值取舍 　　夏勇先生把法治的价值问题归结为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较量和选择，但实际也是“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取舍。专制主义代表着“君本”，即君主是社会权利的中心，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各种自己为及命令他人为或不为的权利；自由主义则强调社会中每一个自然人都是权利主体，享有不侵犯大众共同利益的各项自主权利，它代表着“民本”思想。尽管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这种声音小到统治者可以完全忽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双方利害关系大部分是处于十分对立的状态。内忧外患面前，寄希望于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统治者“幡然悔悟”，完全不顾自己利益，接受新思想的冲击并认同，从而像打了鸡血的热血青年一样反对周围的一切守旧势力，跟随几个留洋回来就大书特书国外的政体有多好、当朝的统治有多糟的知识分子干革命，这是极不现实的。偶尔有个把被慈禧称为“昏头”了的官员和皇帝即便是真的思想进步，没有实权的他们也只能荒腔走板地跑跑场，终究站不稳脚跟。所以，指望这些没有实力且思想不坚定的头儿来推行自上而下的“民本”思想，是十分可笑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都是失败的例证，只可惜了谭嗣同还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令人扼腕的诗句。代价很大，收效甚微。 　　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中说到，在乡村普及文化仅仅靠教农民认识几个字是不靠谱的。同理，在偌大的中国仅靠几个人翻译些西洋的著作，写几篇愤世的文章，成立几个组织，打几枪放几炮就以为可以采用新政体，建立新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也是不靠谱。辛亥革命是革了清政府的命，可胜利果实却被窃取。老百姓还没弄明白，新的政府就易主了，接着是军阀混战，偶尔一场复辟，总之是连年的动荡，不休的骚乱，伴随着阵阵屈辱，时不时来点血腥……中华民族只能看着这帮人瞎闹腾，落后还是落后，挨打照旧挨打。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先生终于明白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逐渐认识到革命不是几个人参与就能成功的，它需要千千万万个同志的力量。换言之，它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必须要有人民参与的大背景支撑，必须要有人人觉悟的大环境配合，这就是自下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