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docVIP

【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 　　摘要：在印刷时代，出版物是人类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出版机构也成为人类创造知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枢纽。与此同时，出版机构也是一种商业机构，它需要获取足够的利润以维系正常的运作，满足其人员的各种需求。正是这两重属性决定了出版机构必须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做出完美的平衡。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机构中最杰出的典范，它为中国的现代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知识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2-0103-04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谈到出版业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时说：“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记述之；一切人类知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1］如果我们从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中找出一个最佳的企业来支持孙中山的判断，这个案例非商务印书馆莫属，而孙中山这段评论也常被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引为圭臬。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重镇，这个有着优秀传统的出版机构今天仍然根深叶茂，在中国知识界享有卓著的声誉，也是出版界同行的标杆，主要由它开创的中国出版文化为中国出版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一、商务印书馆诞生之前的中国与世界 　　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时中国还处于“康乾盛世”，然而斯密发现，中国已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了。他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2］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经预见清政府必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溃灭。1853年6月14日，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社论中说：“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1865年6月5日，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进一步认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 　　中国当时的社会千疮百孔，就最基本的经济形态而言，需要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宗法农业社会转向富强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把物质资源变成物质财富需要科学技术，大量地生产物质财富使之流向社会各阶层实现民富国强又需要新的组织制度，而实现以上目标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必须提高人的知识，改变人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和悲剧皆源于人的愚昧无知以及人性的贪婪。这是一项极复杂的社会转型，需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而最基础的就是对知识的引入、储备和传播。 　　而当时中国官员和知识界无知程度让人触目惊心，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外国文明开始的年代晚于孔夫子的时代，而受过中式教育的清国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需的初步知识都没有。”［4］ 　　而当时迅速崛起的德国和日本都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知识，由此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德国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增强，主要是先前知识发展的产物。”德国人就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手和脚，却首先在理论上学会了站立和行走、吃饭和喝水、发笑和哭泣，然后把理论付诸实践”。“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在德国受到了极力推崇，胜过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5］ 　　1875年3月25日，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略》序言中说：“今天我国的文明，将是一种所谓从火变水，从无到有的突变。”福泽谕吉同时观察到，“兵马的骚乱虽然在几年前就已平息，但人心的骚乱至今仍然在日甚一日地发展着。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水平，他“恳切希望今后的学者能够努力钻研、精读西洋文献”。［6］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各个领域的进步一直伴随着对西方学术文化知识的引进和出版。 　　中国的一部分士大夫也已经认识到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性，学习西方的知识，首先要进行翻译出版。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