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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道德哲学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 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 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 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 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 诸种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 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 西方道 德哲学经历了 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 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 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 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 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发 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 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 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 种理想追求。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 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米将此概括为：宗教 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 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 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 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 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 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 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 启蒙运动强调 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 而是在人所栖居的 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 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 所以, 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 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 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 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 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 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 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 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 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 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 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 既彰显 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 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 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 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 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 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 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 “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 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 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 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 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 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 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 靠的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 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 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 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 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 性论证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 强调人的 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 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 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 成了近代时 代精神的最强音。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 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 推 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 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 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 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 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 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 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嬉变、 辩护 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 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 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 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 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 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 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 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 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 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 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 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 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 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 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 对道 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 “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 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 去 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 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 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 于欲望和激情，或诉诸于理性；或将人性界 定为自私性恶，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或将人 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 或 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 的根基，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 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 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 非个人的道德标准